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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阳六冲关修院看天主教建筑遗迹保护、利用及探究 　　摘 要：贵阳市北郊的六冲关修院是贵州天主教建筑遗迹的典型代表，在历史沿革、建筑形态、文化传承，乃至当下承担宗教职能等方面，具有鲜明特点与重要意义。六冲关修院的个案研究可见，在保护和利用天主教建筑遗迹时，我们应看到它具备“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修院师生教育模式、当下朝圣活动的社会意义，及其承载的地方教会历史意义 关键词：天主教 建筑遗迹 贵阳六冲关修院 中图分类号：K92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110-116 一、宗教历史建筑的复合型意义 宗教建筑是宗教信仰外在表达的形式之一，也是宗教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分修建时间早，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更是历史、文化、教育、中西交流的重要见证，其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单纯的宗教建筑物。贵州省就分布着为数不少的天主教建筑和历史遗迹，其中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原名六冲关）贵州省植物园内的中修院遗址即为典型个案 贵州天主教建筑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与中国天主教发展较早的北方及一些沿海城市不同，贵州虽然天主教传入较早，但建筑发展较晚，且从一开始就有较明显的中国化风格。早在明末时期，天主教就已经传入贵州。然而，此后多年间，因贵州深处内陆腹地，交通不便，民族众多，对外交往较少。天主教尚未发展起来，就已经进入礼仪之争后的禁教时期。因此，贵州天主教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民间基层小规模发展；只有少量传教士偶尔过境，不能驻扎，平时的教务依靠热心信徒和传教先生负责。既没有成熟的教会组织，也没有固定的宗教场所，更不可能兴建教堂，故贵州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贵阳北堂落成时，已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彼时，天主教依靠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在中国传教和开办各项事业的权利，贵州教会开始有整体上的建构和发展。也就是说，贵州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要远远长于贵州教堂建筑发展的历史 1854年，六冲关修院动工兴建，1856年竣工，连续使用保存至今。百余年来，这里不仅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和传教活动的中心，更是贵阳天主教会与当地社会、文化、民族、教育、外交等方面互动交往的历史见证者。加之，贵州是天主教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档案文献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1，为我们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2016年，恰值六冲关修院建成一百六十周年。为此，本文基于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选其为个案，从历史沿革与建筑现状两方面，纵向反思其在建筑风格、教育经验与政教关系三方面的历史意义，以资参考天主教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与研究 二、六冲关中修院的历史沿革 自1622年起，罗马教廷为打破葡萄牙垄断远东教务，夺取中国保教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与举措。其中，1664年，教廷批准成立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M.E.P.”或“MEP”），与其他修会（Congrégation）不同，这是一个直属于传信部、具有纯粹传教性质的团体（Association），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深得罗马教廷倚重。此举使远东教务格局，由葡萄牙“一国独占”，逐步演变成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罗马教廷“四方共有”的局面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围绕着贵州在内的西南边疆教域管辖权，巴黎外方传教会与遣使会、耶稣会展开激烈争夺，直到1774年巴黎外方传教士马青山（Enjobert de Martilliat，MEP）取代遣使会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祝圣为四川代牧主教，兼管贵州教务。1846年，贵州教务独立出来，成立宗座代牧区。1849年任命巴黎外方传教士任斯德范（Stephanus Albrand，1805-1853）为首任代牧主教。2按照天主教“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的传统，贵州天主教从此走向本地化、制度化发展道路，创办修院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即为其中重要一步 1850年，贵州主教府――贵阳北堂甫一建成，传教士即着手兴办修院，培养本地神职人员。1852年，即在贵阳北堂内建立修院雏形。当时，外国人尚未获得在中国开办学校的许可，修院只能进行隐蔽的教学。为躲避检查及获得较好的教学环境，教会策划将修院搬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彼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贵州地方社会混乱，物价不稳，教会趁机购买六冲关及附近山地，作为建造修院用地。此后，教会在此开荒辟地，围地建造修院，配套建筑圣母堂和若瑟堂等宗教设施，逐渐将六冲关打造成贵州天主教的朝圣地。3 1856年，历时四年，修院建成，奉圣保禄为主保，称为“圣保禄中修院”（Seminarium Minus），学制六年，学生受教育程度相当于高中。中修院的毕业生升入圣伯多禄大修院学习，或送出国深造。修院是土木结构平房，包括一座修生所用教堂（圣母升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