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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购买教育服务需要保持警惕 　　朱传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课程中心课程室主任，北京市学科带头人，教育部国培专家，教育部、北京市多个项目评审、培训专家。研究涉猎课程教材教法、语文教育、国学教育、中高考、学习性评价、专题教育等方面。组织、参与了从“九五”到“十二五”的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课题研究工作，十多项成果分获国家、省级一等奖；发表文章、论文百余篇，主编、独著、参编教材、著作百余部 最近几年，学校购买教育服务已成为“热点”，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其他单位签署战略协议、合作框架等报道屡见不鲜，这其中包括购买课程、管理、培训、资源、后勤服务、教育技术产品，外聘师资、员工，外包教育项目，租赁教育场地、教学用具等。这是应时而生、应需而生的一种现象，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供求关系和特殊供求匹配。首先，它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下重构政府、市场、学校三角关系的大背景。政府简政放权、管办评分离，做好“舵手”；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订制“船票”，做足“特色”；市场为政府、学校提供优质教育选项，备好“桨翼”，甚至充当“船员”。其次，它回应了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与政府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社会矛盾。再次，它有利于形成丰富多元的办学体制和良好的教育生态，有利于学校发展自身特色和品牌教育机构的形成，有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多样化、专业化、高品质的人才。但是，在诸多教育政策不健全、教育环境不生态、教育市场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得不保持一份应有的警惕，以顺利度过这段过渡期 警惕市场力量挑动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大神经的过程与结果。学校购买教育服务，一是顺应政府职能的分离，即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弱质生产环节、专业水平不足以及科技富含量低的产品主动退出，交由市场配给，学校选购；二是补不足、出特色，即学校教育供给端的薄弱环节或特色定位部分从市场购置。问题在于，现有的教育市场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不少教育资源虽然与学校资源构成异质关系，但低端、粗糙，运营模式中带有粗鲁甚至野蛮入侵的本能，表现为低姿态进入，高调门宣传，裹挟教师、学生、家长使用他们的产品，饱和他们在学生课外时间设置的学位，一旦这些被挖走的学生和家长发现物非所值，便会把矛头指向穿针引线的学校和教师；另一方面也有少部分教育资源构建起了与学生、与家长的高关联性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无论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还是在课程实施上都胜出学校一筹，结果是学生学习校外机构的课程兴高采烈，学习本校课程则昏昏欲睡。更可怕的是，学校一旦过分依赖市场，教师的内生力就会严重不足，本已对社会、时代处在慢反应、后反应甚至不反应状态的职业环境，原有的责任和利益相关性都较低的弱连接共同体，将会进一步恶化。许多本应该发生在公立学校的专业性变革却从外部创生了，如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就是明证。外来和尚好念经，学生喜新厌旧，此种现象如果不能带来正向刺激的话，必然带来教师更强烈的职业倦怠感和抱守一亩三分地的边界意识，公立学校的自发性变革将举步维艰 警惕破坏市场精神的要素介入而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学校节约原始性投入资金，购买相对成熟的产品，对学校来说是划算的，但产品成熟之前政府和学校都未完全参与教育监管，这意味着所谓成熟产品很可能鱼龙混杂，甚至劣币上市，驱逐良币。一些学校反映过“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本来是被学校劝退的人员，不得已到社会教育机构入职，学校购买服务后发现他们改头换面，身价成倍地涨起来，而教学方法却还是过去那一套，只是多了一套“忽悠”的话语体系而已。还有的机构通过关系、手段，弄虚作假，进驻学校，破坏了本来脆弱的市场生态，导致恶性竞争，低价竞拍……谁来监管教育市场，这是一个大课题，无论哪个市场出了问题，都不允许教育市场出问题，否则所有事物的秩序就都乱了 警惕不良的市场价值观和产品对儿童教育的反向作用力。教育产品背后一定要有教育价值，教育价值的高低决定产品质量的优劣，而不仅是技术先进，也不仅是儿童喜欢，因为所有产品都会消费童年，都要在童年的记忆里打下烙印。儿童教育产品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影响学校和儿童，这需要有价值预设，也需要对既有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现有的教育产品大多数仅仅是在卖产品，以销售量为主要目标，以刺激儿童的感官、引发儿童的浅层欲望为设计原则，简单地追求新奇、刺激，甚至将儿童成长所需要的力量演变为暴力，把儿童对色彩、美、奖励品的好奇引向对奢侈、低俗场景的偷窥和对物欲的贪婪，把儿童天生的游戏者角色发展为机械的闯关者、虚拟社会中的勇士兼现实生活中的懦夫，把神圣和敬畏消解为无所敬畏 为此，作为购买主体，学校要坚守的基本原则是：取长补短，激活“羊群”，避免引进“狼”却吃了“羊”；货比三家，首先购买的是具有正导向价值、学术取向以及遵循儿童教育规律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