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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农场缘起及发展 　　摘 要：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关键词：家庭农场；国营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 中图分类号：F32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087-09 一、何谓家庭农场 （一）家庭农场的内涵 世界主要农业国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不尽相同，俄罗斯《家庭农场法》从经营主体的角度认为：家庭农场是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生产经营主体[1]。美国农业部《1998年农业年鉴》定义，一个“家庭农场”应满足以下条件：（1）生产一定数量拿来出售的农产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农场而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住户；（2）有足够的收入（包括非农收入）支付家庭和农场的运营、支付债务、保持所有物；（3）农场主自行管理农场；（4）由农场主及其家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5）可以在农忙时使用季节工，也可以雇佣少量的长期农工[2] 中国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但在关于家庭农场的主要特征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如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导向、专业生产、家庭劳动力为主等[3-5]。也有学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了家庭农场的定义[6]。根据中国农业部的解释，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该定义从组织主体、经营领域、经营规模等三个要素进行了界定[7]。本文探讨的家庭农场均指这一概念 当前，家庭农场的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发展家庭农场的要素禀赋组合各异，对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根据各地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同特征可以归纳出5种发展模式，即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宁波模式、湖北武汉模式、安徽郎溪模式和吉林延边模式（见表1）。5种家庭农场模式的发展是建立在当地家庭农场发展要素组合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对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需要根据实践情况而定，既要保证宏观层次上的导向作用，又要照顾各地的实际情况 （二）家庭农场与小农经营 在众多的研究中，小农经营与家庭农场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各国人均土地面积的巨大差异。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就将小农经营归为家庭农场的类别中[9]。董正华也认为在当代中国，小农与农民两个概念可以通用：“他们拥有的土地不管面积大小，都可以被称为家庭农场”[10]。但是辨析家庭农场与小农经营异同的关键点在于对小农概念的界定，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小农”概念的定义从来没有准确地被规定过[1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提到：“什么是小农？即使把我们地理上的焦点限制在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以西的欧洲，并把我们时间上的焦点限制在过去的1 000年， 定义问题依然存在”[12] 为更好地辨析中国小农经营与家庭农场的区别，首先，本文假设当前小规模农户经营等同于小农经营，在此基础上，我们比较小农经营与家庭农场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从家庭?r场土地的流动性出发引申出“流动性家庭农场”概念，即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属性，导致家庭农场与小农经营在土地所有权层面上的根本特征是一致的，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延伸[13]。但就两者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特征而言，家庭农场与小农经营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可以选取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四个维度进行比较（见表2） 从四维度进行比较的话，小农经营无论是土地经营规模、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化程度都明显难以与家庭农场经营相比。土地流转机制下的土地集中形成的规模效应是家庭经营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趋势，而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经营特征则降低着经营的管理成本。简而言之，流动性家庭农场是小农经营的升级，这种升级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 二、1983―2013年：家庭农场的缘起与演变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众多主流媒体和专家学者的解读中均提到“家庭农场概念首次进入一号文件”。但是准确地讲，无论是从理论形态还是实践形态上，“家庭农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4]。政策文本所提及的家庭农场可回溯到“职工家庭农场”，虽然其提出的初衷是挽救当时的国营农场，但是其体现的土地权属、经营规模、经营单位、产品导向等方面，与当前对家庭农场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