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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进程看互利 互利作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结晶而来的智慧，以其必然性不断地凸显。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入新一轮迅猛发展，一国和他国、和全世界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一损俱损、一利惧利，“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两极对立必择其一”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历史；你赢—我赢的现代“互利”精神正在成为崭新的时代精神，正在使中华民族精神和伟大智慧焕发勃勃生机。下面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对互利进行初步探讨。 　　　　一、互利：从悠久的历史主题到崭新的时代精神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只要有人和人的活动，互利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成为人类历史深处悠久的主题；而从近代以来，互利逐渐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 　　微观上，任何一个家庭正是靠着全家人彼此之间的互利，才能生存和发展。任何形态的家庭，从最古老、最传统哪怕再专制的，到最现代、最前卫的；从最和谐温馨的，到矛盾四伏剑拔弩张却仍然延续的，概莫能外。“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1](p.254)，正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而历史上，除了常态的变更和不可抗力的破坏之外，那些意外地落入衰落、破裂甚至瓦解的家庭之所以遭遇如此的命运，根本原因是，在其大多数甚至每个成员之间，利益矛盾不可解决，而互利机制却瓦解甚至荡然无存了。中观上，各种组织之所以产生、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每个组织和其每个成员之间在合作中互动；而任何互动在根本上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甚至以利益为核心的，是互利。组织和其每个成员之间、其成员彼此之间，因互利的纽带而成为利益共同体：组织使每个成员受益、从每个成员受益；每个成员从其组织受益、使其组织受益。假如没有互利，没有由此形成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共同利益，任何一个组织既难以存在，更不可能发展。宏观上，国家之间，全球范围里，互利同样不绝如缕：从古到今，总有大欺小、富压贫、强凌弱，总有渗透和反渗透、干涉和反干涉、颠覆和反颠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总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与此同时，通商、交流、和亲等各种形式的对话、沟通、交流、合作、联合也一直存续不绝。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利益矛盾在民族国家之间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非常尖锐，但是总的来说，互利在不同国家之间、全球范围内，毕竟是大大地推进了并正在更快地向广度纵深推进——不同国家之间，有共同利益，在互利。总之从开阔而综合的视野中可以看到，没有互利，就没有人类，没有社会生活。互利是贯穿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之一。 　　当然，实践中，互利之不断显化、深化、强化，是和社会发展水平成正比的，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成果和指标之一：社会越发展，互利就实现的越完全、越彻底；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互利逐渐突出，成为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 　　在古代，人和人之间相对封闭，有的情况下甚至绝对封闭。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自然分工占绝对优势，社会分工非常有限，剩余产品很少，交换很少，偶有交换也作用甚微，并且常常被排斥，个别劳动直接是社会劳动，劳动的目的是自己需要的满足。人际关系上，基本局限于血缘、地缘、业缘以及神缘（在宗教发达的民族和国家里）关系的范围里，互相高度依赖。在此之外，交往很少，分化极小，整合很弱。由此决定了在利益关系上，同一群体中的每个人之间，彼此很少分化，高度重合，甚至混沌一体；而不同群体之间，大多数情况下互不相干，有的情况下刀兵相见。在利益追求及其实现过程中，空间封闭，手段原始，方法简单，特别是目标单一且常常高度重合。于是，我得利，势必你受损；只有你受损，才能我得利，正所谓“零和博弈”。互利虽然不是没有，但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少而瘠薄，其范围很小，层次很低，程度很弱。 　　近代以来，无论在空间上、速度上，还是在性质和程度上，社会分化迅速扩大，越来越快，日益加深；与此相反相成的是，社会整合也不断强化。在这两方面的互补互动中，人们之间，交往越来越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利益空间不断扩大，利益差别日益拉开，利益追求及其实现的手段和形式也迅速地多元化、个性化、复杂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一般劳动日益分裂，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达到具体的统一，即劳动本身成为交换的手段；社会结构在迅速的分化中又多层次、多维度地整合；人与人之间，职业高度分工又密切配合，各自的利益在空间、内容、目标和手段等方面都由高度地同一而逐步分化，利益边界日益明晰。正是在生产的交换和生活的交往中，在生产和贸易的互补、互动中，比较利益逐步形成，从小到大，使每个交换主体都可以用较少的具体劳动换到较多的一般劳动，从而使每个主体共同受益；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不但日益成为共同的目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