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_0.docVIP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近年来，人口红利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用工荒的现象不仅在华南、东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劳务输出的大省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争夺。从前两年用工荒的出现，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劳动力市场争夺战，不难看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延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2]。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6]。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9]、解保华（2010）[10]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学者袁志刚（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人口红利影响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4]（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托达罗[15]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人口红利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红利。张广婷等（2010）[1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1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赵玉奇等（2012）[20]将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较多，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具有溢出效应。但在我国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如何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的问题，其研究则有待深入。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人口红利与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是获得二次人口红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第一阶段较注重于劳动人口的数量，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第二阶段，随着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产业的升级换代来延续人口红利，也称之为二次人口红利。 　　（一）二次人口红利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