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后出具借条.doc

受贿后出具借条 篇一：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虚设债权的借条能否以受贿罪论罪处罚.doc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虚设债权的借条能否以受贿罪论罪处罚 作者：吴登伟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1年第06期 一、基本案情 2008年5月，时任某区国土所所长的刘某在某公司总经理杨某所承建的边坡支护工程未验收且工程款尚未到位时，应杨某请求向杨支付工程款40万元，杨某为此向刘承诺会送其10万元感谢费。刘应允。后杨因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向刘某提出借款10万元。刘某筹集10万元后交给杨某，杨某连同之前承诺的10万元感谢费一道向刘某出具了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至案发时，杨某既未归还刘某所借10万元本金及利息，也未交付所承诺的10万元感谢费。 二、争议焦点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收受的虚设债权10万元的借条能否成为受贿犯罪对象? 2 犯罪嫌疑人刘某是否构成受贿犯罪既遂? 三、观点评析 (一)刘某收受的虚设债权10万元的借条能否成为受贿罪犯罪对象 有论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收受的虚设债权10万元的借条不能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其理由为：根据《刑法》第385条之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为“财物”，本案中虚设债权的借条并非“财物”，也不是合法有效的有价证券，在现有刑法未作调整之前，不能将该借条类推解释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此该借条不能认定刘为受贿犯罪的对象。另有论者认为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当将该借条认定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其理由为：虽然刑法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为“财物”，但是虚设债权的借条作为债权凭据，通常能够成为虚设债权人主张其债权的依据。因此应当将其认定为“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范畴，认定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在我国的汉语语境之中，“财产性利益”通常是表现为消费、享受、免除义务等利益，也是以财物为基础，需要以财物来换取的。抛开其外部表现形式，“财产性利益”的实质与财物在其体现的物质价值上并无本质区别。本案中，刘某收受的虚设债权的借条能够在其与杨某之间创设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能使杨 某负担债务，使刘某获得债权，从而导致刘某财产上的增加。故该借条应当归之于财产性利益。 司法实务中，受贿人变直接收受钱物为收受银行卡、提货卡或者接受行贿人提供的旅游消费等财产性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若将该类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受贿犯罪对象之外，势必会放纵部分犯罪分子。同时，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范畴，将之规定为受贿类罪的犯罪对象，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虽然。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范畴作为犯罪对象是规定在商业贿赂案件的司法解释中。但商业贿赂犯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在收受财物的环节并无本质区别，在国家工作人贿赂案件中参照适用商业贿赂的该条规定，并非类推解释，而恰是顺应形势的当然解释。 综上，应当将刘某收受的虚设债权的借条作为“财产性利益”，纳入“财物”的范围进而认定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二)犯罪嫌疑人刘某是否构成受贿既遂 一直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主要存在四种学说： (1)承诺说。在收受贿赂的形式下，应以受贿人承诺之时为既遂标志，即只要受贿人作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而收受贿赂的承诺时，即为受贿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以是否完成索贿行为作为犯罪既遂、未遂相区别的标准，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2)实际收受说。即应以是否收受到贿赂作为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相区别的标准，此说现为通说。(3)谋取利益说。即应以受贿人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私利为标准。(4)收受贿赂与实际损失说。及一般情况下应以是否收受到贿赂为标准，已收受的为既遂，未收受的未遂；但是，虽然未收受到贿赂，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利益的行为已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应属于受贿罪的既遂。 就本案而言，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应当坚持“实际收受说”这一通说认定本案为受贿未遂，这也是符合我国刑法总则“齐备分则各犯罪构成要件方为既遂”的理论的。受贿罪客观要件的齐备与否，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收受到贿赂。而不在于行为人是否为了相关承诺或者已经为请托人谋取到了利益。承诺说的缺陷在于承诺只是满足了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要求，但并未齐备受贿罪的全部要件。谋取利益说的缺陷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