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住所搜索和证據的禁止讲述.PDFVIP

o 785 《行政》第二十七卷，總第一百零六期，2014 N .4，785—807 Hugo Luz dos Santos* 證據或者至少特定的證 明材料 的取得 ，有 時可以不遵守所有法定 程序或手續 ；即是說 ，以違反一種被禁止 的證據方法為代價 （澳 門刑 事訴訟法典第 113 條第三款 ） ，使得刑事偵查獲得進 展 ，以這種方 式 得到其他與該被禁止 的證據相 關的其他證據方法 。在某種意義上 ，這 種情況發生於當一個刑事警察機 關使用從無效電話監聽獲得 的資訊 時 （澳 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72條第一款b ）項 ）令到例如犯運送麻醉 品罪 的同謀得到地理定位 ；並且透過該無效電話監聽 ，由於住宅搜索 （澳 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62 條第一款 ） ，實行扣押 （澳 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63條第一款 ）相當數量的麻醉品 ，基於數量和性質 ，成為共 同嫌犯的 刑事法律責任 的依據 ；該情況亦發生於當刑事警察機 關使用身體的或 心理 的暴 力以從嫌犯得到聲 明 ，預期能夠發現受害人 的屍體和帶有嫌 犯指紋的殺人武器 ，因嫌犯供認了地點 。 在這 些類型 的個案 中 ，所提 出的問題是要知道主要的 、即 時的或 直 接 的證 據 的不 能使 用 （無效 的電 話 監聽 ；嫌 犯 的招認 ）是 否會傳 遞 ，若是肯定的話 ，以甚麼程度和範 圍傳遞到衍生 的 、非即 時的或 間 接 的證據 1/ 2 （由於住宅搜索 ，扣押相當數量的麻醉 品 ；發現屍體和犯 * 葡國檢察院司法官 。 1. 是該邏輯 （非法電話監聽 ）突 出了所有人都認識到的 、隱匿的偵查方式的重要性 ， “它們使牽涉到的人在最不受約束的和 “無惡意的”行為 、相互作用和相互溝通方式 中感到吃驚 ，使他們 “說”—— 有時 “做”—— 事情 ，若用其他方式他們是不會說和 MANUEL DA COSTA ANDRADE, “O regime dos “conhecimentos da 做的” ；如此 ， investigação” em Processo Penal”. Reflexões a partir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in As Alter- ações aos Códigos Penal e de Processo Penal: Uma Reforma «Cirúrgica»?, André Lamas Leite (organização), Coimbra Editora, Coimbra, (2014), pp.154 。 2 . 關於隱匿的偵查方式 ；見MANUEL DA COSTA ANDRADE, “Métodos Ocultos de In- 786 罪武器 ） ，以致禁止採納延伸至所有只能 由該原始非有效獲得 的證據 （澳 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13 條第一款 ） ：就是 因為這個 （熾 熱的 ）問 題 ，要知道是否證據 的禁止 具有遙距 效 力3 ，或 者 ，學說上 的另一名 稱 ，遠距離效力或 間接效力 。 所以 ，本學說文章聚焦於被稱為 “good faith exclu sionary rules” 的間接效力 （即是遙距效力 ）相 關的反思 ，即是刑事警察機 關的偵查 活動與市民的權利 、自由和保 障的互相對立 關係 中 ，對其活動的預 防 性規定 。 為了達到該願望 ，我們將動用關於 “f r u i t o f t h e p o i s o n o u s t r e e d o c t r i n e ” 的 最 新 的美 國學 說 和 司法 解 釋 及 最 新 的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T E D H ）的司法解釋 ；並且在比較法層面 ，我們將會分析在德 國警 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