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_0.docVIP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内容 提要：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 影响 最大的两个分支。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个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路径和 理论 指向。本文通过 分析 两者文化 研究 的不同路径，最终说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 方法 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当下借鉴的。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 社会 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 哲学 、社会学、美学或文学 艺术 ，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 音乐 乃至语言、 时尚 、习俗、信仰等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 问题 ，即文化问题。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赛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 政治 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一 我们知道，自20世纪40—5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 工业 ”上。“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 现代 科技 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商品生产的标准化原则成为大众文化的原则，所以，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致使大众对“舒适”的文化的需求与儿童对糖果或玩具的需求毫无二致，大众文化不再提供任何内在的价值，只不过用娱乐的外衣掩饰了它的本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之所以用“文化工业”而不是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有可能被误解成从大众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为大众所用的文化，从而遮蔽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本质。而“文化工业”则一语道破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天机——商业流行文化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由大众购买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对商品最大利润的诉求，而且是被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和大众“自愿”受操纵的。其实，超越单纯的文化表象就学术匠心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大众文化理论是关联于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通过对社会经验的处理，用来解释大众的主观 自然 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卷入到社会合理化的悖论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生产及消费领域中的种种表现。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消极的、悲观的，得出了“现代大众文化”就是“社会水泥”的著名论断，并以其大众文化理论对文化剩余价值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始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肇端于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霍加特于1957年出版了《文化的用途》，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1963年出版了《漫长的革命》，汤普森于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几本书为英国文化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特别是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的成立，是英国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以至“文化研究”这个概念本身也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