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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 　　在二十世纪的 中国 思想界，鲁迅无疑是最为深刻的， 影响 亦无人可比。然而，如何理解这位思想人物则不是一件易事。在人们眼里，鲁迅只是一名”斗士”和启蒙大师，个性强，品格高尚，顶着黑色的闸门，同一切恶势力作斗争，文笔犀利泼辣甚至尖刻，深得青年的敬爱，但亦同时遭到一些文人的攻击和诋毁。特别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 研究 者笔下，鲁迅更是被概念化、脸谱化甚至工具化。实际上，鲁迅并非如此简单。 　　（一） 　　诚然，鲁迅于二十世纪中国之意义，首先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写过《人之 历史 》、《 科学 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鲁迅时年二十六岁，犹如一道流星，骤然而作，亦骤然而息。从这四篇文章看，鲁迅已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比同时期许多活跃的思想人物一点也不逊色。二十六岁正当盛年，思想也是最为活跃的时候。而且从其文字看，是时的鲁迅为民族国家的担当意识亦非常强烈，并以尼采的”超人”为志。可是，这样的启蒙文字，他并没有继续写下来，并且一中断就是十余年。哪怕在《新青年》创刊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东方杂志》就文化 问题 唇枪舌剑，鲁迅依然是置身事外。直到1918年，应《新青年》之约，他才又愤然而起，写了《我之节烈观》、《狂人日记》、《随感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等文章，并且如他自己所言：”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在时人和后人看来，鲁迅的这些文章极具战斗力，对旧文化的批判火力最猛，尤其是第一篇《狂人日记》，可谓重磅炸弹，对礼教的鞭挞无人能居其右。吴虞就认为：《狂人日记》”把吃人的 内容 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可是鲁迅自己认为，他写这些文章只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属于”遵命文学”，并不是想参加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下面这段《呐喊·自序》中的话，读来颇费思量：”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得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呐喊》中的作品，是1918年至1922年写成的，内中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实其他诸篇亦是有深意的，只是其意义不为人们认识到罢了。特别是将《呐喊》（其他诸如《彷徨》、《野草》等亦是如此）中的文字同上引的这段话联系起来，更会觉得意味深长。至少如下几点是明确的：第一，是时的鲁迅并非积极的文学或思想斗士，而是悲观消极的。第二，是时的写作并非为国家民族计，呐喊是为了排遣”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他自己还说过，那几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第三，他的《呐喊》是用了”曲笔”的，把不应该写的写上了，应该写的却没有写上，目的是不想将自认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五四以后，鲁迅的文字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 自然 也就被广大青年尊为思想导师。可是鲁迅自己从来不这样想，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这到那的道路。” 　　正惟如此，鲁迅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才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他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健将，而且后来亦多次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但另一方面，他的参与既非主动，亦无启发民众的意愿。他的心思在别处，思考的主题是坟墓和通往坟墓的道路，是造物主同生命的关系，同时也是如何使自己的悲凉与无望不至于给青年带来灵魂的伤害。诸多启蒙性的文字，只是他精神炼狱的副产品或曰载体，有的甚至完全是人们的误读。 　　（二） 　　其实，鲁迅是一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尼采，但也来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也可以说，是孔子、庄子和尼采的三合一，造就了鲁迅这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类”。 　　鲁迅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并非新的发现，不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证据确凿，而且历来的研究者也是不否认的。但问题是，鲁迅受尼采之影响绝非仅仅限于早年，更非只是体现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五四前后，一直到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仍是尼采式的，他的许多名篇名作，都可看作尼采 哲学 的汉语言文学之表达。 　　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