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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论文 关键词　汉译佛经　修辞研究　综述 　　论文提要　本文以《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 文献 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成果加以综述，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从修辞角度研究佛经的成果较为少见，《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中著录的修辞研究也不多。本文以这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现综述如下，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论文联盟www.LWLM.com编辑。 　　 　　1　汉译佛经本身有关修辞的论述及译经对修辞的要求 　　 　　“藏经”一词，在 中国 出现的时间约为南北朝。“藏”，是梵文箱子、筐等词汇的意译；“经”，亦从梵文转译，原意为用一根绳子贯穿花瓣。佛教僧人借此作为比喻，意为：收集释迦牟尼的教诲，永不散失。在佛经中运用修辞劝化众生的例子俯拾皆是。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九中均对修辞有具体论述。以“譬喻”立名的经典现在也有多部存世。 　　佛经本身即注重修辞，佛经的汉译中同样注重修辞。因为梵文、中亚古代语言都是很难掌握的，翻译不仅涉及语意本身的对译，还要使翻译出来的汉文符合汉语的修辞方法和语言习惯，以便中国信众接受。所以，佛经翻译的最后一步工作就是润色修辞。这种再创作性质的汉译佛经中的修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2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梁启超指出：“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进而从十个方面作了论述。所谓“文体之变化”其实就是结构、语体风格和表现风格的修辞。胡适说：“印度的文学有一种特别体裁，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用韵文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 　　关于风格上“华梵结合、韵散兼行、雅俗共赏”的行文体制，胡适从四个方面作了解释。关于结构，陈寅恪谈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 自然 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另有陈竺同《汉魏六朝之外来譬喻文学》对中古汉译佛经之譬喻修辞进行了一些研究。 　　 　　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汉译佛经修辞研究 　　 　　3．1　大陆地区的研究 　　3．1．1　总体研究 　　骆小所认为，在 历史 上佛教文化对汉语语音修辞、文体等 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陈光磊、王俊衡的《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中设有专章讨论“佛经传译与名理玄学的修辞思想”，在修辞学史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孙昌武对汉译佛典的语言、行文体制、文学体裁、构思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3．1．2　辞格研究 　　目前大陆地区对汉译佛经中修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比喻辞格。孙昌武、吴海勇、梁晓虹、陈兰香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 　　3．1．3　风格研究 　　汉译佛经的语体风格与语言风格非常特殊，在很多方面与中土文献迥然有别。对此，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其一，汉译佛经中多采用四字格，日本学者早揭此秘。国内孙昌武亦曾述及。朱庆之认为“四字格”系当时译经者受佛典原典偈颂文体影响所致。俞理明认为先秦典籍中的诗歌韵文以四字句为常，至汉代大量使用，汉末译师正是受其影响和启发。丁敏认为汉译佛经中的四字格一则是受当时盛行的骈体文风的影响，二则是因为四字格琅琅上口，适应佛典口诵的需要。吴海勇在考察以上几位学者著述的基础上提出，在汉译佛经四字格形成过程中，梵典首卢偈文体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加上四字格本身的优势，两者共同作用最终使四字格上升为译经的主流选择。陈文杰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早的翻译者在汉地首先接触和熟悉的是道家的方术文献，他们之所以选择四字格，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受到道家方术文献的影响。 　　其二，汉译佛经呈现出独特的语体特征。朱庆之认为，汉译佛经语言“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语言变体”，“既不避俗也不避雅、而是雅俗兼容因而比较接近口语的特殊语体。”其文体特征一是刻意讲求节律，二是不押韵，不求骈偶对仗。 　　其三，汉译佛经一般采用韵散结合的结构模式。孙昌武说：“法句以单篇偈颂、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偈颂组合来宣说佛义，这是一种训喻警句的体裁。”吴海勇认为，后出佛经保持偈散结合的叙事方式，正是对古印度文化与原始佛教传统的承袭。 　　其四，汉译佛经修辞深受梵文佛教语言的影响，普慧对此曾作过探讨。 　　其五，汉译佛经中存在大量套语，陈开勇对此有深入研究。 　　其六，普慧还曾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