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黛爱情婚姻悲剧——自我失落与创作失误的双重结果(上）.docVIP

宝黛爱情婚姻悲剧——自我失落与创作失误的双重结果(上） 　上篇:自我失落 　　一、“发乎情，止乎礼仪”:爱情与失落 　　当代红学的《红楼梦》“反封建主义”说体系的 理论 前提和逻辑起点是这样二个先验的命题。 　　“爱情反叛礼教!” 　　“礼教扼杀爱情！ 　　不幸，它是偷换概念的产物！通常所说的爱情，实际上含两层、爱慕与交往首先是个体对某个异性产生了爱慕之情，它藏于心中，尚未向对方表达。这正是辞典对“爱情”一词的解释，其次是男女恋人相互交流爱恋之情，即通常说的“恋爱。”［1］正常的爱情，二者都应具备。如小红与贾芸的爱情。但前者是爱情的基本构件。瓦西列夫说:“真正的爱情即使得不到回报，也仍旧是爱情。我甚至认为它是更伟大的爱情。”［2］当代红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爱情”一词的，宝玉和黛玉相互“爱慕”，但没能相互“交往”，因此，宝黛爱情不是二者都具备的完整正常的爱情、对于前者，红学家们高度赞扬其叛逆了礼教;对于后者，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痛惜为“行动局限”。 　　然而仔细检查“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各种规范，恰恰是承认并宽容男女心中的“爱慕”之情(“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情之大，莫若男女。”“好色，人之所欲”，“男生而愿为之有室，女生而愿为之有家”)，而仅仅只是严禁未婚男女间的私相“交往”(“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也就是承认爱情，禁止“恋爱”。礼教的反动性不在于禁止爱情，而在于禁止爱的交流与实现，也就是禁止“恋爱”，禁止男女交往，严格男女界限，“防淫佚”，纯风化。礼教的对立面不是爱情，而是“桑濮之勾挑”与“淫奔”。礼教的目的是为了“防淫佚”，纯风化。礼教的全部规范就在于二点:防止“私通”与“私奔”。 　　因此，题头的命题应作严格限定，写作: “礼教禁止恋爱!”“恋爱反叛礼教!”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为宝黛爱情作出定性:宝黛所有的爱情(相互爱慕)，恰恰是礼教所允许的，而礼数所严禁的“私通”与“私奔”，又恰恰是宝黛所认真奉行的，因此，宝黛就不是什么“叛逆”与“局限”的 问题 ，而是守礼的程度问题 　　现实生活中，如果一旦“私自”产生了爱情就是对 社会 提出“可怕的挑战”，那么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便都是勇敢的“叛逆者”了!如果一定要按贾母不许有“想头”的极端的道学规范，则大多数青年人便都无活路了!王夫人则承认:“女孩儿家长大了，哪个没有心事！”这就是礼教的现实态度。礼教不问你有没有“心事”，只问你是否“私通”、“私奔”。只要你“授受不亲”、“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或者更宽松到“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约”(《自虎通·嫁娶》)，就被视为遵守礼法，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一句话: 　　“发乎情，止乎礼义。则圣人许之。”［3］ 　　爱情与礼教就这样通过一个·“止”而得至统一。就是说，爱情只要向礼教称臣就能披上合法外衣。 　　封建社会的男子有极大的便利，一旦爱上某位姑娘，只须将心事“告之父母”或央媒说亲即可。“告者礼也。”如薛蟠看中夏金桂立即吵着要母亲央媒去说亲并最终成婚。这实际是“自谋”。用今天的话是“自主婚姻”。只因没有“自专娶”，礼教便不以为非，所谓“告而后娶”。这样“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只不过是个必须履行的手续而已。有如今天的结婚登记。 　　从历代笔记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之命”并非绝对排斥儿女的意志，父母在行使决定权之前一般要听听儿女的意见。《红楼梦》50回写:跟贾环上学的钱槐“素日看上了柳家的标致，和母亲说了欲娶他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带出，父母未敢应允。”柳五儿决意“只等三五年放出来，自向外边择婿了。” 　　这清楚地说明着在“父母之命”下讨生活的青年人的意志。无论男女都有可能把握自己，或者成功地争取“父母之命”，或者迫使“父母之命”就范。除非你自我取消，从不表露自己的意志而拱手听任父母安排。 　　二、林黛玉：外避“嫌疑”，内避“暖昧” 　　直到今天，黛玉都被视作宝玉的“知己”。她实在拣了个便宜，误冠此美名，其实她不配! 　　诚然，宝玉把她当作“知己”。看作精神上的家，每有精神苦恼便立即向她倾诉，以获得一分理解和一丝慰籍。可是却无不如对牛弹琴。不但得不到理解和同情，反倒弄得一肚子不决。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宝玉的追求与痛苦！36回，宝玉“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是一次重大的人生危机(入世的)或者说人生觉醒(出世的)。她却和袭人一样，以为“又是从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反要宝玉去给薛姨妈拜寿。与宝玉竟如天人之隔!82回，宝玉不得不读书的第一天，一放学就飞奔到“知己”身旁，向她大诉“死而复生”的解放之感。她却兜头一瓢凉水，赶他去瞧瞧“上头”和别人，以尽孝道和礼节，不愿与宝玉显得有过于别人的亲密。致使宝玉不胜心寒:“我……只是闷得慌。这会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你又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