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与回归_0.docVIP

论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与回归 论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与回归 新文学从反家到回家，是其青春叛逆期结束之后理性意识回归的一种表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现代人的两难心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经验明显是属于文化传统问题，而差异则是属于文化多样性问题；由于人的天性并非在抽象的人类中，而是在传统的文化中得以实现，因此即使是最革命性的变革也不会背叛传统。新文学反传统的启蒙叙事，自然不可能超越这一逻辑范畴。早在新文学作家以仇父和反家为己任，积极鼓励新青年离家出走去寻求自由之际，学衡派人士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仅有自由之意而无责任之心，这绝不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思想宗旨，更不是什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如果不加思辨地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制度与伦理观念。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尽管学衡派的善意提醒并没有引起《新青年》阵营的高度重视，但新文学最终回归传统的运行轨迹，却客观上印证了学衡派看法的先见之明。 　　一、梦幻破灭：渴望自由的一帘幽梦 　　一谈及新文学西化启蒙的梦幻破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孤独与寂寞。鲁迅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倘是挖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鲁迅这段话，应与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属于同一意思，批判者与批判对象同时消亡，寓意着作者对未来新社会的美好期待。然而，历史与传统的不可否定性，又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思想困境，因为他发现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竟与人的遗传基因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的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今夫人后日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账的用处就在此，这说明鲁迅自己非常清楚，新文学试图以西方文化去替代传统文化，完全是不可能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救亡图存只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救行为。所以，鲁迅后来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审视眼光，去正确对待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取舍关系，一篇充满着科学理性精神的《拿来主义》，几乎正是鲁迅与新文学作家自我纠偏的理论宣言。 　　毋庸置疑，以科学与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用鲁迅《伤逝》中子君的一句话足以概括：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这里所说的我和他们，自然是指子女与家长的矛盾对立；当我被赋予了现代意识之后，那么他们也就变成了封建与传统的代名词。启蒙使曾经被家庭禁锢了的我，获得了空前绝后的自由与解放，于是那个焕然一新的我，便在新文学叙事中呈现出这样两种状态是像庐隐小说《海滨故人》里所描写的那样，五个青年女郎脱离了社会与家庭的道德制约，在大自然当中无拘无束地放纵自己，尽情地宣泄着自由与解放的情感快乐。二是像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里所描写的那样，蒋少祖和他的那群青年朋友，忘我地投入到社会革命实践，希望成为一个敢于反抗叛逆的时代英雄。然而，新文学所表现的这种自由和解放，是否就是理性主义的现代意识？新文学作家对此问题的回答.显然是缺乏自信且心存疑虑的。 　　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强烈质疑，从创作《狂人日记》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狂人日记》，学界对其研究得可谓透彻，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从精神界战士到病理学疯子，从生物学食人到社会学吃人，几乎能够说到的都已经说到了。但无论人们怎样去诠释这部作品，都难以回避文本叙事的特定语境狂人是在月光的影响下觉醒的，我们不妨把月光看作是五四启蒙的西方因素；正是在月光的照耀之下，狂人才觉醒并获得了自由与解放的精神动力。觉醒后的狂人，从陈年流水簿中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吃人真相，于是他便在狼子村里，开始了宣传去除吃人本性的人文理想。有意思的是，鲁迅并没有为狂人制造一种轻松的启蒙氛围。而是让其启蒙伊始就落入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陷阱。首先，我们发现狂人的觉醒，是把他自己从狼子村独立出来，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个体同文化母体的对抗态势，这无疑是对五四思想启蒙的隐喻叙事。其次，狂人一旦游离了文化母体成为其对立面，那么他也必然会受到文化母体的强烈排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才是鲁迅本人的最大疑问。再次，假定狼子村的文化本质就是吃人，狂人本身又是吃人族系里的一份子，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去大胆而合理地推断，鲁迅就是在明确地质疑狂人的启蒙资格。实际上，一部《狂人日记》并非是人之子的觉醒呐喊，而是鲁迅对《新青年》的调侃与忠告启蒙者必须搞清楚文化个体与文化母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否则无论你怎样挣扎或张扬都难以个体之力去撼动母体之根。小说《伤逝》，似乎用更加清晰的创作思路，把鲁迅的这种悲哀，做了十分极致的艺术表现：在作品的开端，男主人公涓生便被作者置放于破屋子这一绝对自由的空间环境中，没有父母也没有亲人，应该说这是对五四青年离家出走之后，他们真实精神状态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