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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种批评逻辑 文学史总是要不断地重写的，对作家作品也不应该有固定的看法。每当文学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都会引起批评家们对已有定评的文学现象做出新的评价。这并不奇怪。但是，这种评价应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否则他自己就难免会成为批评对象。世界上没有指点一切而不受别人指点的人物。卞之琳有诗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表现出这层关系。批评家在评衡作家时，读者必然也在评衡你本人。他们要看看你的秤星是否钉准，量具是否合适。 近年来，重评文学史的论著的很多，指责名家的文章亦复不少，有的具有说服力，有的却令人看得莫名其妙。近读葛红兵的两篇大作：《为二十世纪 中国 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 理论 批评写一份悼词》，感到有“横扫一切”之势，逻辑极其混乱，简直是强词夺理。然而此等文章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它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作为个案来进行剖析。 文学批评，还是 政治 伦理批评? 文学批评，顾名思义，应是对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进行文学上的批评。虽然文学思潮往往与特定的 社会 政治背景有联系，作品水平的高低也与作家的人格力量密切相关，但文学批评的侧重点毕竟应在文学上，所以新批评派很强调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但是《悼词》的批评重点显然不在文学性上，而是在政治伦理上，同时兼及个人道德。 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他要寻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一种伟岸的人格”，然而他说：“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诚然，这几位战士的人格都很伟大，他们为追求真理而历尽苦难，不屈不挠，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人格伟大是一回事，是不是文学大师则是另一回事。连《悼词》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然而，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或者偶尔写过一点文学作品的人，怎么能够称得上“文学大师”呢?如果以人生诗章为选择标准来进行评论，那么你所论述的就不是文学史，你所从事的也不是文学批评。也许，这个悖论太明显了，面对别人提出的批评，作者实在无法辩解，所以在一次答记者问时，就改口道，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非真的就是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了”。看看原文，语气是这样肯定，哪里是什么“比喻的说法”呢? 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世界上要寻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找不到的，不管他是作家或者不是作家。即使是《悼词》中所推崇的那几位，恐怕也都是有缺点的，并非“无懈可击”。报上不是已有张扬他们缺点的文章出现了吗?然而，即使这些缺点是事实，这也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因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只须观其大节，考察其主要之点，而不必责备求全的。《悼词》的作者不但要责备求全，而且所责往往不是作家的缺点，有时倒恰恰是他们的优点。这只能说是作者的批评标准有 问题 。比如，为要“揭穿”关于鲁迅的“爱国主义神话”，作者指责道：“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这种指责，看起来义正词严，其实却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却硬要将自己的错误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稍知道一点革命 历史 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或外国，暗杀都是革命党人曾经采用过的手段，但实践证明，这虽然是英勇行为，却并非一种正确的革命策略，不可能对敌人进行根本性的打击。鲁迅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他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而《悼词》作者却反而指责他不去执行错误路线，这岂非是非颠倒，正误混淆?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是某项正确的行动，也不能责成人人都去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是民族大义所在，人人应该出力。但是，并非人人都要上前线，如果将所有人都驱上战场，要求大家都拿起枪来冲锋陷阵，那么，全国倒反而会陷入混乱之中，抗日战争也无法进行了。 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持这种激烈论调者，其实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脱离社会无视历史的酷评 《悼词》的作者实在是一位酷评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酷”，是指“苛刻”的意思，并非时下青年流行语中含有“俊”、 “帅”之意的“酷”。 《悼词》的酷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作家提出非分的要求。 比如，文中指责钱钟书道： “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 哲学 ，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