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论.docVIP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播种、开花、结果，除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外，还因为有着适合它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具有内在亲缘性。这种亲缘性既说明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何以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融合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 　　对于二者的亲缘性，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节录》的社会主义商榷中有过细致的阐述：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有丝毫附会。[1]40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67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亲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将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305-306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阶级对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可以得到极大满足，因而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追求与《礼运大同篇》所幻想的人们和睦友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种种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提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面对国内外的剥削压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在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野蛮时代，东西方人民有着近乎相同的悲慘遭遇，这也就使得东西方人民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理想。 　　第二，辩证思维与中庸之道。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变化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当我们能够用辩证思维来指导自己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时，就不会陷入极端、盲目的情绪中，因而有助于理性看待问题，避免陷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误区，这符合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将中庸理解为不思进取的保守、无原则的折中调和，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君子之道，是极高明的学问，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大学中庸》）。中庸之难，难就难在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势而变等等，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在变化之中有不变化者，在不变化之中又有变化者。[5]65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掌握辩证法是达至中庸之道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是莱布尼茨第四代的嫡传弟子，莱布尼茨所吸收的中国哲学元素被融入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系统之中，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6]。 　　第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此马克思曾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58那么人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呢？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例如，孔子判断孝的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才能称为孝；对一个人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也认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至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充满生活智慧的的诗句，更是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8]187而追求实效同样体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是实用理性指导着中国人的日常伦理。至于邓小平最著名的三大论断[9]猫论、摸论、不争论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以及中国人实用理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四，人的本质与人伦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60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不是从单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