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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黎紫书创作看当代马华新生代文学观念的演进 从黎紫书创作看当代马华新生代文学观念的演进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登上文学舞台的马来西亚华文新生代作家受断奶论影响至深。与中生代作家相比，他们的创作在创作宗旨、精神意旨、美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学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出现了极大转型：他们不再象前辈作家那样，抱着文以载道的理想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而对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外在形式具有深刻的自觉；他们沉溺于民族历史的开放与多元，在幽深、晦暗和曲折的历史记忆深处挖掘民族特性；他们放弃追寻稳固、统一的族裔身份，在离散的状态下自由表达自我存在的多重意义和质感。以上事实表明，对于困扰马华文学发展的种种问题，新生代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对策。具体到作家个体，黎紫书即使身处优秀作家辈出的马华新生代创作群，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存在。抛开多届花踪文学奖的光环，她独特的写作立场、诡谲多变的写作风格，超脱的写作视角，都可为一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马华文学提供一种现实参照。下文将以黎紫书为例，从文学传统、历史意识和离散经验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对马华文学发展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一、对马华旧文学传统的背离 　　在前生代和中生代作家看来，文学的最大意义，当然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华人的南洋生活，进行精神领域的历史文化溯源，明确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缓解现实中的精神压力和困境。到了黎紫书时代，写作已不是一项文以载道的艰难使命。新生代作家多数站在了马华现实主义传统的对立面，他们更追求文学自身的表达文学除了具有表现族裔身份之文化诉求的功能之外，也具有拆解历史和传统，剖析人类共同心理、情感和生活体验的能力和要求。纵观黎紫书的创作，华人散居带来的文化危机、精神生存或性别压力、民族冲突和融合等,都不是她写作的源动力，而一般华文文学作品都会涉及的主题，如华人的原乡想象与文化传统继承、华人族裔精神建构、华人本土性和种族关系等，在她的小说中均鲜有反映。在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上，黎紫书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以为我能一直写下来，是因为写作于我，如同阅读一般，其实是一种享乐。能写，是能读以外的另一种更大的福祉。尽管我总是在写许多沉重的小说，然而写作本身实非沉重的事。相反的，它让我的精神和灵魂有了自在之处，也有了自处的时空。 [1]毋庸置疑，文学创作的立场穿透现实的功利性，转而追求创作自身的独立精神领域和立场，正是文学观念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 　　在马华作家的责任这一命题上，黎紫书这样表述： 马华和作家是双重桎梏，有好些读者（特別是论者）期望我在世华舞台上演好马华作家這角色，努力写一些能代表马华的作品來。只是我清楚认知我的写作沒有那样的目的，有一天我或许两头不到岸，去不了世界，也回不了马华，但这并不重要，不值得介怀。 [2]和马华文学前辈相比，黎紫书不再纠缠于马华这一充满历史沉重感的标签。她追求一个更大的文学与文化场域以超越族群及族群利益的精神和意识进行文学性的写作。马华文学长期肩负的舒解族群精神压力、传承民族薪火和维系华族血统等使命，使文学所包含的神圣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成为权利运作的一种工具，这也是使马华文学丧失主体性的重要原因。黎紫书等新生代作家将创作重点转入文学自身，关注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的表达权利，这无疑是文学观念的极大推进。 　　二、以断裂的历史意识反思民族生存轨迹 　　新生代出现之前的马华文坛对马华历史的塑造多数都包含在民族精神和族裔身份溯源这一基本框架之下。历史性的溯源想象参与了民族属性的寻找与塑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至马华新生代，前辈作家所感受到的国、族之痛，对于他们也仍是现实中的问题和困扰，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文学观念，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更为丰富和理性的态度去回溯历史。他们对国族历史的描述与其说是一种民间化历史的建构，不如说是在某种历史保守主义的立场之下，描述历史的断裂和无法掌控性。然而，正是对这种 历史断裂、历史缝隙的承认和发见，标志着马华新生代作家真正具有了复杂、成熟的历史视域和理性批判的能力，这正是马华文学在历史意识问题上的觉醒和进步。 　　具体到黎紫书，《州府纪略》、《山瘟》、《夜行》）和《七日食遗》等篇，从抗英、抗日写到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几乎可以说是马共历史的连续展示。然而，通过对作品内容的分析，我们却发现她所呈现的根本就不是重新去建构国族历史的野心。马共是马华作家无法回避的集体记忆，然而在《州府纪略》中，狂飙一般的历史巨潮却悄然湮没于马共女战士谭燕梅人生命运的溪流里。[3]到了《山瘟》，以主人公先辈祖先面貌出场的人物的存在也显示出既不合理也无意义的吊诡被着力塑造的马共游击队长温义，是热带雨林中的山魈，饮猪笼草兜里的露水长大，一生与鳄为伍与蛇同眠，尽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4]这个神鬼一般莫测的人物体现着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