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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诗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元诗”这个题目,从元诗、元诗人、元诗论、元代文化以及元诗研究等方面进行观照、分析与评判,以期勾勒出元诗存在、演化的实际面貌以及元诗学术进退的宏观气象,为元诗各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历史里,使肤浅观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汉、唐两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情况。……在这两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来统一国家,即秦朝和隋朝。”尽管这种朝代循环论只是一种历史假说,但不幸的是,控制疆域极大而享国不足百年的元王朝也似乎扮演着与秦、隋两朝相同的过渡角色。如果说唐宋与明清是一首词的上下阙,那么元王朝自然是承上启下的“过片”或“换头”了。这种地位虽然特殊,却又极为容易被人忽略。事实上,元王朝要么被看作是宋代的嗣响,要么被看作是明代的前奏,学者们不仅对元史研究有所忽视,而且对元代文学也少有关注,甚至出现了“元无文”、“元无诗”等论调。近代以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3)和吴梅的《奢摩他室曲话》(1907)、《顾曲麈谈))(1913)等著作相继出版,特别是王国维关于元曲是有元“一代之文学”的论点和元曲是中国“最自然”、“最有意境”之文学的评论,使得元曲研究大放异彩,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出现了元曲研究一体独尊的研究格局。与此相反的是,作为元代文人表达情感的最主要的文学形式的传统诗文创作却依旧埋藏故纸,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境地,在五六十年代的几部重要的文学史中,元代诗文所占篇幅都非常小,而且评价偏低。诚然,元代诗文成就不及杂剧和散曲,但诗文文献无疑还是元代文学文献中第一大宗,并且由于元代诗文的价值长期被忽视,今天就更有强调其历史存在、发掘其历史价值之必要。 　　 　　一　元诗 　　 　　历来都有“元无诗”之论,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即认为元朝立国时间极短,诗人与诗作数量也必然很少。其实并非如此,有元一代,立国虽短,但是诗人众多,诗作数量也极大。比如,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御选四朝诗》分别选录宋诗七十八卷,金诗二十五卷,元诗八十一卷,明诗一百二十八卷。元诗篇幅居然多于宋诗。此后成书的《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共选339位元人的19574首诗,《元诗选癸集》收录2235位元人的5058首诗,《元诗纪事》也列出诗人713家。据杨镰先生考证,元代有诗人4000左右,约124000首诗,而《全宋诗》收入作者也不过九千余人,诗作约270000首0。相比之下,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充分说明了元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兴盛。 　　从数量上看,元诗取得的成就的确不容忽视。但是,当认真爬梳中国诗歌的纵向发展时,元人在唐宋两座高峰下所面临的“极盛难继”的困境却是有目共睹的。正如鲁迅先生那段耳熟能详的著名语录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钱钟书先生也说:“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随着宋人开创宋调,与唐音“各擅其场,互补其阙”,这种不幸开始转移到了元、明、清人身上。元人更是首当其冲——未及变化生新,便遭逢国破鼎移之忧,因此常被视为江西诗学的流风余韵而备受诟病。而明清两代人也在“或尊唐而黜宋,或崇宋而祧唐”的窠臼中打转,无力跳出,只能是执唐宋两端而折其中。因此,钱钟书先生在给宋诗定位时,便以其公允而精辟的识见顺便厘定了宋、清、元、明的诗学史座次,他说:“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实际上,元人也十分清楚元诗无法企及唐诗那样的高度,因此留心于本朝各体文学的比较轩轾,以期找出能够代表元朝的一代之文学。虞集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罗宗信为《中原音韵》作序时也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叶子奇则称:“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这个文学公案最终由王国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值得注意的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主张表现了元人对于文体代嬗的思考,并不认为元曲一枝独秀而元代“无诗”。 　　关于“元无诗”之论,始于明代复古思潮的兴起。明人热衷于汉唐制度的恢复,自然鄙弃贬斥在异族统治之下的元代文学和文化,正如陈垣所指出的那样:“(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偏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最为有名的例子是王夫之,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也一笔抹去了元诗,因为这些著作是他“痛胡马南渡,祖国沦亡,寓情月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