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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青山：刘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尤其是在汉魏六朝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领域建树颇丰。《永明文学研究》《中古文学文献学》《玉台新咏研究》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奠定了您在中古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您的学术成就。据我所知，您最初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时是在八十年代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扎根相对枯燥的古代文学研究呢？ 　　刘跃进：这个问题，我大学时的老师也问过我，男怕入错行，你年纪轻轻何必整天跟古书堆打交道呢？当时我无以为对。坦白讲，我本人是一个没有艺术感的人，阴差阳错地走进了文学研究的这个行当，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时代背景文革。我1965年上的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那十年里大家都不读书，只能插队落户。我记得在我高中期间，除了能看张抗抗的小说之外，还有就是一批工人农民的诗歌。毛主席指示说，谁掌握了笔杆子和枪杆子，谁就掌握了天下。文革期间最令人羡慕的行业是写文章，因此，我们也就都喜欢笔杆子。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之下，快毕业的一天晚上我想明白了，我要读文科，才开始走近文学，但好在我逐渐爱上了这门学问。 　　陈青山：作为一个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浸染了几十年的权威学者，您的经历和经验对后辈们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当你回顾自己这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的时候，你觉得要入古代文学研究这个门，年轻学子们需要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说要打好哪方面的基础？ 　　刘跃进：不光是古代文学研究，整个文学研究的范畴都需要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在我看来，文学研究有三个支点。 　　第一个你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和艺术感受力。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子夜》，全都烂掉了，大概从三十多页开始。我是把《子夜》当做一本黄色小说来读的，顾名思义，三更半夜的故事。那时候我对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模糊的概念，喜欢文学，而且目的性很强，但是研究文学应该是无目的性的。后来我到了农村，才有了一点所谓文学的感觉。回头想想，我实在不是当作家的一块料，但我真的是想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的，这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但是作家是需要才能的，创作需要才能，你是这块料就继续，不是就别硬撑着。好在我找准了属于我的研究方向，如果当初在作家梦的路上迷途不返，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 　　当然，很多人对文学有非凡的领悟力，为什么有的人成为文学研究者了，有的却渐渐泯于众人呢？这就涉及做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基础：搞研究要有基本的阅读量，也就是要掌握很多基本文献资料。不管你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现代或当代，这个条件是最基本的。 　　有很多社会人士，读书很多，思路很开阔，但是也不能成为文学研究者。第三个基础就是你还必须要受过基本的理论训练。我们现代大学生培养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艺术的感受，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训练。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段时间我没事就读书，凡是跟古书沾边的我都看，但是看了两年多，我记住的只是书名、作者和内容提要。于是接下来我转变思路，开始看一些名人的治学经验。一个人需要老师的指点，如果学进去了，真的叫一辈子受用无穷。1981年，我第一次读的治学经验就是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这本书为我开了一扇天窗。从那以后我才知道，除了我们背的那些唐诗宋词，风花雪月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学问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以前从未涉及的。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补基础的东西。大学的教授一直告诫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学习一定要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学问终究是受制约的。八十年代有一股理论风潮，我疯狂地把几乎当年能找到的所有外国理论书拿来读，我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一种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把中国古代的资料往里面一叠加，一篇好文章就出来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找到。当时，我学了文献学的理论之后，发现理论思维越来越差。人有一种惯性，在某一个领域呆久了，不愿意多挪一步，当你沉浸在文献学的世界里十年时，你对它越来越有兴趣，轻车熟路，人进去容易，出来难。我只看到了枝节，只看到一个个问题，一个字词，一个简章制度。最近一些年来，慢慢地悟出了一点道理，所谓理论，绝对不是标签，不是贴在脑门上说这是什么理论，穿着什么理论的花衣服。理论就是人的一种学术意识。什么叫学识，学是学习积累，识就是你的见解，你的见解在哪里，就是你的理论的思考和素养。这素养是流淌在血液当中的，就像一个很好的建筑师，当没有砖瓦的时候，盖不起一栋房子，但是如果你有一大堆砖瓦，没有一个好的设计师，你也盖不出一个漂亮的房子。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他既有自己的一套砖瓦，然后必须有一套图纸，才能建起宫殿来。这个砖瓦和图纸就是我们所谓的材料和理论的关系，缺一不可。这就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三个支点。 　　陈青山：前面谈到的这三个基础部分只是初步的积淀过程，要想深入研究古代文学，还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博采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