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_0.docVIP

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 　　[摘 要]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世纪词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 研究 方法 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 时代 、环境、遭遇、个性、 政治 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夏承焘；词人谱牒之学；词乐之学；声韵之学；词内看词；词外看词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生前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平生著述多达26种，代表作有《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夏承焘的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据之学，一是批评之学。其中考据之学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词人谱牒之学，一是词乐与声韵之学。 　　 　　一、词人谱牒之学 　　 　　夏承焘在词人谱牒之学方面的代表作就是《唐宋词人年谱》。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 　　《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予三十前后之作也。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事，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时方读唐宋词，因翻检群书，积岁月成此十编。其无易安、清真、稼轩者，以已有俞正燮、王国维及友人邓广铭之论著在；鄙见足为诸家补苴者，别具于《唐宋词系年总谱》中(《系年总谱》将另出)，此不赘及。琐琐掇拾，聊为初学论世知人之资。 　　在夏氏1928年8月开始撰写《唐宋词人年谱》之前，这类考证词人行实的著作已有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以及冯沅君的《周草窗年谱》、《张玉田年谱》等。梁启超作《辛稼轩先生年谱》与夏承焘作《唐宋词人年谱》是同时进行的。至于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则迟至1947年才正式出版。夏承焘不是词人谱牒之学的创始者，但他在这方面的成果是最为丰硕、也最为扎实的。 　　夏承焘作词人年谱有一套独到的方法，这就是：“先作一篇事辑，世系、交游、著述，皆人事辑中”。例如他作《梦窗行实考》(原名《梦窗年谱》)，就包括“生卒考十四页，行迹考六页，交游考十七页，余记(考官职、考悼亡)四页，约万字，费时十三日”。这个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意义。 　　《唐宋词人年谱》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取材丰富。仅直接引用的书目就多达329种。所谓“旁搜远绍，匡谬决疑，遂使谱主交游经历，朗若列眉，为后之论次词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渔猎其中，岂独备博闻之资而已”。二是态度严谨。作者自云：“平生治学，虽小节亦不肯轻易放过，此足自慰，亦甚自苦。”《唐宋词人年谱》的写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其实作者所撰词人年谱远不止这10种12家，据《天风阁学词日记》载，他还做过范成大、朱敦儒、王衍、孟昶、和凝、孙洙、张孝祥、刘辰翁、郭应祥、王结、刘将孙、王奕、赵文、吴存、黎廷瑞、蒲道源、段克己、成己、王义山、蔡松年、蔡圭、党怀英、任询、李献能、赵秉文、陆游等二十多人的年谱，但由于不够成熟，最后都没有拿出来发表。即如《唐宋词人年谱》一书所收的《周草窗年谱》早在1928年9月12日就开始编写了。1929年11月20日，夏承焘读到冯沅君的《周草窗年谱》，发现冯氏未见《草窗韵语》一书，而自己的旧稿则比冯作多了七八条，仅此一项，就已经胜过冯作了，但他并不满足，而是不断地补充，不断地修改，直到1955年10月22日才定稿，前后历时27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又如《温飞卿年谱》早在1929年5月就脱稿了，但由于其生卒年无法确定，临到1955年正式出书时，他又将“年谱”二字改为“系年”。关于姜白石和吴梦窗，这是他用功最多的两位谱主，有关他们的考证文章就写了好多篇，也是由于不能确定他们的生卒年，而只能述其行实，所以在最后出书时，都由“年谱”改成了“系年”。三是考证精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冯正中年谱》为例。前人论冯正中词，往往谈到他的为人，除冯煦之外，多认为其为人不足取。夏承焘通过细读《阳春集》和《南唐书》，以为冯煦阿其宗人，原不足取，而张惠言、陈廷焯惑于南唐朋党攻伐之辞，斥其专蔽固嫉，亦属过诋。于是“排比正中行年，并考南唐孙晟、宋齐丘党狱之曲折，偶亦订正《通鉴》及马、陆两家书之失照”，不仅纠正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