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_0.docVIP

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为例 【 内容 提要】 伪满洲国文学进入文学史，不是因其对 中国 现代 文学 研究 缺失的补充，而是缘于一方面其介入文学史将会重构文学史写作的结构框架，从而重新评定异族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其能够提供经典文学史写作的文学范例。在 方法 论的层次上，对伪满洲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将引导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对长远的学科建设具有意义。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伪满洲国文学　文学史　文学事实 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怎么写”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有新的研究视野展开、新的研究线索呈现。其中既有文学观念、阐释概念层面上的更新，也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元，由此生发出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模式。 一些学者试图调整文学观念、阐释概念，重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例如有人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有机整体观，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人为界限，把整个“20世纪”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创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而“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解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民族国家神话的宏大叙事，解决了文学如何与 政治 相疏离的 问题 。和此观念相关联的直接结果是让文学回归文学本体，一些文学史的叙事开始着眼于以“文学性”为标尺，重新为现代作家作品排列座次，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一路飚升。随着文学观念的调整，许多研究者着眼于多样化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迅速扩充。现代文学版图中的许多隐而未现的领域浮出地表，如海外华文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地方性文学、旧文人文学、汉译文学、殖民地文学以及过去没有涉及到的报章作家作品、墙报、广告文本等，当所有文本——不仅是“精英”作品——都登上了文学史的殿堂，我们原有的受制于多种因素的现代文学史描述受到极大的冲击。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相辅相成，研究者不能再拘泥于文学风格 分析 或意识形态定位等研究技巧，而是借助于从西方引进的符号 理论 、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提供的观察视角，开始在文本、文化、思想、宗教、 经济 、传播、媒介、性别、地理政治等广阔层面探索各种文本的文学史意义。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逐渐向文化研究靠拢。 近2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经解构了建国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学史叙事模式——以年代为框架、以构建民族国家的左翼文学为基础、以意识形态定位为标准、以作家和作品风格为主要概念，开启了多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显现了现代文学史内在的复杂性和张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这些极富意义的解构不等于富有意味的重构。浸淫于现代中国 历史 发展 进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如果仅就文学本体展开叙事，回避“非诗性”、“非文学性”的文本，就难以清晰的面貌区别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而执著于多样化的研究，多样性的后面有着更多的多样性，现代文学史在时段、作家和区域文学等各方面跨度不断增大，显然没有一个文学史系统能够囊括所有的维度；此时，如果没有对文学史学科自身的反思，没有形成自身系统的方法论和操作规则，现代文学史就会变成一个不断膨胀的叙事篓子，其自身何以存在都会令人怀疑。“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怎么写”仍然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在当下文学史写作过于繁荣的背景下，尤有必要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因此，本文以伪满洲国文学何以进入文学史——来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怎样写的问题，希望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反思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内在框架和操作概念的内涵。 二 公元1932年，即中华民国21年，在中国的东北又有了一种新的纪年表述方式——大同元年，这种纪年方式，一直持续到公元1945年，即中华民国34年，以康德十二年的名称结束。在这种奇特的时间记录控制下的空间历来被命名为“关外”，因为一座巍峨的建筑物把它与广袤的中原地区（“关内”）分开。这个异态时空就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炮制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长达14年，政治黑暗，经济掠夺，文化入侵，民不聊生。尽管如此，这个区域同样生活着以写作为志业的人群，有其别样的文学实践经验和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殖民统治下的异态文学。这些作品庄严与无耻共存，闲情与媚颜同在。有反抗的文字，有记录粗砺生存时空的文字，有寄托 社会 理想的文字，也有安慰、麻醉自己的文字，还有依附于非法当权者甚或向其谄媚的文字。这些作品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内心状态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致使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 伪满洲国时期的写作主体的国族身份和作品语种呈现多重复杂性。伪满洲国时期的写作者们，身份各异，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国族，主要有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新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