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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_0
论“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
【 内容 提要】
多年来,学界对与上海有关的 现代 文学现象的 研究 ,采取的主要文化视角是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和海派文化视角照亮了一些文学现象,也留下了一些盲点。鉴于此,根据现代时期上海的租界语境,提出“租界文化”概念。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区别。“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为 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新的尺度、新的空间。
【关键词】 租界;租界文化;上海租界;都市文化;海派
漫步上海滩,巍峨的外滩建筑使我们缅怀租界往昔的繁华面影;徜徉南京路,闪烁的霓虹灯令我们遥想30年代的上海风情;探访汉口镇,新旧交错的江汉街诱使我们解读旧日的租界踪迹;游览天津市,繁华的和平区向我们诉说着 历史 的沉重变迁。透过岁月的斑驳陆离,造访在华的租界遗址,引发的感情是复杂的。面对租界遗迹的感受,化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仿佛觉得租界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既惊讶于袍的华美,亦深感虱子的可恶。
从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入侵的60年间,即从1843年第一个外国租界的初步辟设,到1902年鼓浪屿公共地界和天津奥租界的最后开辟,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9个国家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城市,设立了近30个租界。所谓“租界”,是指“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
租界虽然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是与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条款相比,通商口岸的辟设和其后租界的建立,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现象。一方面,不可否认,租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 经济 掠夺和军事侵略的“桥头堡”,是帝国主义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飞地”;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租界的空气使人自由,租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 发展 提供了自由言说的话语空间。租界提供了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语境,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集散、缓冲地带,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沿地带。租界作为 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实体性存在,加速了上海、天津、武汉等现代城市的崛起,建构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市政制度、文化出版机制和消费 时尚 ,改变了租界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社会 心理、审美观念、伦理模式,并凭借其商业贸易 网络 、新闻传播体系、人口流动方式, 影响 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历史上存在的外国租界当中,上海租界发展最充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最大。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上海宋代设镇,元代置县,到了清代,上海也不过是东南一个较繁荣的县镇而已,而外滩开埠前只是一片滩涂之地。“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年,上海总人口达到30万,其中租界人口接近150万,租界总面积达到48653亩。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贸、 金融 、 工业 和文化娱乐高度发达,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洋风炽盛的大上海当时被誉为“东方巴黎”。
租界时期的大上海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几十年后,它又不断被人们追忆、想象、评论、叙述。: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唤起了人们对租界时期上海都市经验的缅怀,人们试图从昔日上海的都市形象中,寻找理解现代中国的线索。新时期重塑上海城市形象的巨大举措,在文化策略上选择“海派”作为上海的“城徽”。因此,新时期对上海历史和上海文化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热情关注,上海近现代文学现象也进入了研究者的中心视野。
在史学界,唐振常、熊月之、费成康等当代学者在上海史和租界史研究上成效卓著。他们的研究,与民国时期姚公鹤、徐公肃、丘瑾璋、蒯世勋和西方学者梅朋、傅立德、罗兹·墨菲等的租界研究,注重史的记录。租界的扩界、工部局的机构设置、租界司法权的演变、租界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以及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等 问题 ,是这些学者的论著中最关切的问题。也有少数史学专家致力于上海文化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天纲,从已有成果来看,海派文化、制度文化和城市文化是研究者选择的三个主要维度。这三个维度固然能够大致呈现近现代上海文化的本质属性,但是缺乏直指其文化内核的阐释力,也缺乏融括整体的气度。
在文学界,陈伯海、王文英、陈青生、袁进等分别对上海文学史进行了梳理。上海文学史的撰写基本上采用标准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以《上海现代文学史》为例,虽然独具慧眼地把在上海停留居住过或在上海的报刊、出版社发表作品的作家都纳入上海文学的论述范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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