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_0.docVIP

论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 【 内容 提要】 在 现代 文学作家传记中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隐讳”传统。由于 政治 因素、 社会 伦理道德观、个人主观偏见等的 影响 ，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一味美化传主，把传记写成了歌功颂德的人工纪念碑。 中国 当代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必须突破传统隐讳思想的藩篱，树立现代传记观，把笔触伸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一 胡适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他认为传记文学要想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办法写出可靠、生动的传记。“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传记文学中存在的源远流长的隐讳传统使传记文学偏离了 历史 真实性的轨道，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 发展 。 《沙汀传》的作者吴福辉说“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田本相在《曹禺传?后记》中也说：“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 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束缚，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导致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的产生。 政治因素是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影响了传记文学的客观性。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书法不隐”的“实录”传统。班固称赞司马迁：“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知几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中敢于揭露现实，不为统治阶级避讳，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而被称为良史。孔子认为“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一个优秀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但是另一方面孔子自己在写《春秋》时又使用“春秋笔法”，主张为统治阶级避讳，“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刘勰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于统治者或者圣贤的缺点要有所隐讳，就像农夫看见野草要把它锄掉一样，这是世代必须遵守的原则。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形成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隐讳”文化，导致了传记文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美化统治阶级，为统治者避讳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成为后代史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一方面要求秉笔直书，另一方面又要求为统治阶级隐讳，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的悖论，困扰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中国古代正史传记具有浓郁的经学倾向，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所有的学问都是用来“载道”的。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传记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成为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对史传写作的控制，入传的人物受到严格限制，评价人物的尺度也以统治阶级的好恶为标准。到了隋唐，严禁私人修史写传，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在史馆制度下，史官只能秉承统治阶级意志写作，完全丧失了独立意识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