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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背景下城管价值认同及重塑路径 　　一、引言 城管执法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一项重要改革议题。创建新的城管模式、提高现代城市管理水平，有效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城管价值认同困境问题，必须站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强化思想理念引领，凝聚社会共识，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1997年，我国开展了城管执法改革的试点工作，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改革试点工作始终处于探索过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将推进城管执法深化改革确立为具体的改革议题，强调要“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真正做到依法、规范、文明执法”。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再次召开，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予以突出强调。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城管价值认同危机问题，亟需立足城管执法改革的宏观背景，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通过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方式，提升城管执法部门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 二、城管执法面临的价值认同困境 本文将“城管价值认同”界定为城管部门在履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职能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以及城管执法人员自身对其工作价值的认可程度。近年来，城管执法面临的矛盾冲突、法治规范和社会公信力缺失等方面的问题，正在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社会各方甚至包括城管部门自身，对城管执法的价值认同感相对都比较低 （一）城管执法社会形象的标签化 客观地讲，城管部门在维护城市环境秩序、维护市民群众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是与之相反，城管执法却与“野蛮”、“暴力”、“不以人为本”划上了等号，城管部门及城管执法人员社会形象标签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2011年，武汉大学的沈阳教授主持研究的《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对国内2010年度180条有关城管执法的新闻进行了梳理，负面新闻占到44%，其中超过6成属于城管暴力题材。2014年，由国家行政学院主持研究的《社会体制改革报告（2014）》显示，近年来，城管舆情全面爆发，仅2013年一年就有68起，遍布国内22个省（区、市），其中78.3%属于城管执法冲突事件。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吐槽城管似乎更容易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吸引公众眼球，博取点击率，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城管的负面新闻，甚至有“选择性”地宣传或故意夸大某一方面，让舆论的天平倒向违法者，导致城管部门陷入“做”与“不做”都是?e的“塔西佗陷阱” （二）城管执法人员角色冲突 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角色冲突现象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对自身承担的多重角色价值难以抉择和取舍，在思想和心理上产生迷茫、困惑和压力。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面对处于社会底层、生活相对贫困的街面谋生群体，如果对方不服从城管部门的管理和执法，甚至产生对抗行为，城管执法人员是妥协、放弃管理？还是坚守职责，维护城市秩序？如果妥协、放弃管理，城管部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坚守职责，站在对立面的街面谋生群体又不肯退让，如此势必造成某种冲突。另一方面，城管执法人员的职业认同感相对都比较低 三、城管执法价值认同困境的成因分析 城管执法是在无法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从根本上理顺行政体制的背景下，对现有部门执法体制进行的职能有限调整、机构适度整合的渐进性改革。由于缺乏后续顶层设计和必要的制度规范，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 （一）城管执法“合理性”与街面谋生“合情性”的冲突 治理影响城市秩序和形象的街面摆摊设点问题，提升执法效率和城市管理水平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城市摆摊设点也为城市就业能力较低的弱势群体开辟了自食其力的就业渠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因此又具有“合情性”。城管执法“合理性”与街面谋生“合情性”的冲突，无疑处在利益直接对立的立场上 （二）单一的管制型执法导致不可治理性问题的增多 实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以后，城市管理依然沿袭了传统管制型的城市管理模式，城管部门过于重视行政执法权力的运用，对于硬性执法手段重视有余，而对于柔性执法手段重视不足，采取权力行政、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有单方性和不平等性的执法手段。而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包括社区、志愿者组织、市场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作为城管执法对象的街面谋生群体，规模庞大，从业人员众多，分布范围广，经营时间和地点机动性强，城管部门在人力、经费、物力以及保障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在多元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罚权，已经无力应对日趋复杂、综合的城市管理事务，也无法有效回应社会需求 （三）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滞后 城管执法是由国务院法制部门和中央编制部门设计推动，由地方政府具体组织实施的一种渐进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