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的历史思考论文.docVIP

　　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的历史思考论文 .freel4-13-190。）保甲人员的整体素质随之下降。 其二，保甲组织的职能难以恢复至战前状态。按照制度的设计，保甲组织的理想职能包括：“政教合一，警卫联系；劳动服务，交通水利；复查户口，从事登记；编练壮丁，明耻教训；建仓积谷，为民防饥；禁绝烟毒，破除迷信；普及教育，保学推行；礼义廉耻，生活求新；管教养卫，工作途径。”（注：《浙江省绍兴区保长训练班证书》（1936年），新昌县档案馆：M8-5-27。）这是战前国民政府对保长们的行为要求，但保甲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保甲长所起的作用却与理想的设计相去甚远。江浙地区一些保甲人员因为忙于田间劳作，将保务置于一旁，不管不问；一些保甲人员则忙于经商，常常外出不归，使乡公所无可奈何；还有一些保甲人员纵容保民，对抗乡公所派出的公务员，致使乡公所在乡村推行其意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国家政权的控制力量往往至乡镇一级而止，难以深入农村基层社区，国家在农村实施社会控制的基本目标尚难以实现，强势社会整合的企图自然落空。 其三，保甲组织的工作人员极不稳定。从笔者所接触到的县级民国档案看，抗日战争以前，江浙保甲人员的任期大都时间较长，保甲提出辞职较为少见。40年代后期，保甲人员的任职时间普遍缩短，而且离任的原因大部分是保甲人员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如1946年，塘栖镇新履任的7位保长中，有4位任职不足一年就提出辞呈。1949年，新昌县一位保长任职不足半年也要求准予辞职。从辞呈中列举的辞职理由来看，尽管保甲人员请求辞去职务的理由各种各样，但最为普遍的借口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忙于生计，疏于保务。（注：参见塘栖镇镇长吴少士给杭县县长的呈文，余杭区档案馆：91-3-63。）这些都是诉诸于文字的辞职理由，当然，也不能排除文字表述之外的原因。如笔者在江苏省盱眙县采访的一位保长，担任保长职务仅3个月，就因为派捐任务繁重，征收困难，而自己又不愿得罪邻里而辞职。保甲人员难以稳定，保甲组织的重建自然缺乏成效。 其四，与抗战结束以前相比，保甲组织官治化倾向趋于弱化。按照30年代保甲组织初建时的设想，保甲是一个乡民自治的组织，但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1939年推行新县制后，保甲组织官治化的倾向越来越强。但在江浙农村，经过抗日战争后，官治化的趋势反而转向弱化。一方面，有能力的人们倾向于逃避担任保甲，可以随意辞去职务，保长还可以召开保民大会或甲长会议，选任新的保长或免去旧的保甲人员；另一方面，进入保甲组织的土豪劣绅往往只顾一己私利，乡镇公所对他们的约束力较之对战前保甲人员的支配能力，大为下降。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保长都难于符合乡长所代表的国家基层政权对保长的角色期待。在国家与农村趋于恶化的关系中，保长的角色表现既难以符合保民对他的角色期待，也难以符合乡长对他的角色期待，有时在国家与农村的利益矛盾中，保长所扮演的“国家代理人”与“乡村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对他提出的要求也会彼此冲突。一些保长在角色冲突中选择了逃避基层政权对他的期待，致使保甲组织无所作为。如果仔细思量保甲组织逃避乡镇公所控制的原因，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保甲制度设计中的固有缺陷。作为自治机构的保甲，其权威是源于保民自下而上的选举，这就要求保甲代表乡民的利益，而作为基层政权机构的乡镇公所，其权威却来自于县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在20-30年代国家政权处于强势地位而国家与农村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时，保甲呈现出官治化的趋势。到4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政权转向弱化而国家与乡村的冲突又转趋激烈，保甲不愿卷入政权与乡村的对立关系中，官治化程度自然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甲会倾向于代表乡民利益。前述之保甲人员对乡镇公所消极怠惰，逃避公职，其根源也在于此。可以说，保甲组织重建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就在于国家未能解决政权机构与自治组织二元分立的政治难题。 二 明清时期，国家在人力与组织方面所受到的制约，阻止了国家政权深入农村社会，国家建立地方社会秩序只能通过委托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承担责任。就一般情形来说，官吏与士绅是行动一致的，并保持相对和谐的关系。在江浙两省，因为科举鼎盛，有一个较他省更为庞大的士绅阶层。直至20世纪初叶，士绅作为地方政治精英，一直承担着农村基层社会整合职能。尽管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及数年后的帝国统治崩溃，摧毁了儒生—绅士阶级的官僚体系，但直到二三十年代，士绅在社会整合中仍有着积极作用。抗日战争中，土豪劣绅乘势崛起，小规模地方武装割据势力也趁机壮大。由于劣绅对政权权威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而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则直接挑战地方政权的权威，与国家争夺对乡村资源的控制权。在新的精英阶层难以形成的情况下，国家在农村重建权威的努力，迫切需要传统精英阶层在社会整合中恢复积极作用，但此时江浙农村的现实却是传统精英缺位。精英阶层在乡村社会控制领域中缺失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