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论文.docVIP

　　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论文 今天的中国人比起以往任何时候获取了更好的营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营养的。与此同时，中国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拥有了更多的人口—不是多一点点，而是多了许多。中国人民在人口剧增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好的营养，这是以往中国人和外国人认为是无法实现的巨大成就。古往今来，许多人认为中国人口不是受人口自身对生育决策限制的，而是受到自然强加的极限限制的。不幸的是.freelasRobertmalthus）于1798年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一书，该书被称为西方悲观主义的代表作。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一种可能的超过食物供给的趋势，人口被罪恶和苦难—战争、疾病和饥饿所抑制。在第二版中，他承认除了罪恶和苦难以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影响人口增长，即自我改善的愿望。例如，家庭愿意并能够通过改变结婚年龄影响孩子数。当然，马尔萨斯并不是声称人口增长为人类播下灾难的种子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预言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似乎走得更远。美国学者威廉 福格特（.K.Bent估计在1934—1938年之间，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秘鲁等国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为1800—2000。(D.GaleJohnson2000)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基本上在1800——2000之间，不会超过2000。按每日所需最低限度的2200卡路里来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的营养状况是很差的。 更重要的是直到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率低下，人力耕作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在城市化道路上几乎裹足不前。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就已有30万人，公元7世纪，盛唐的京城长安人口超过50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数量达到50万等级的大城市。但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的研究，1843年中国（不包括东北、新疆、西藏、青海和台湾）城镇人口2072万人占总人口40500万的5.1%（张呈琮1998）到1949年底，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64%。而英国在1800年城市化比率就达到了12.1%。一般来讲，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民的农产品消费出现剩余，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才成为可能。 1949年以前中国农业生产力厂低下的进一步证据是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率缓慢。据记载，1912年中国人口为40581万人，到1947年的26101万人，年人口增长率为0.37%。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年增长率0.415%大致相同。可以认为，从1949年的5.4亿人口增长到1999年的12.6亿，这种人口急剧增长与食物生产的迅速提高相伴随的。 3、食物增长的贡献 农业对中国1949年以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运行有什么样的贡献呢？通常来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从1949年起步的。前文已经说明，1949年以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这意味着食物供给比起人口并没有更快的增加。同样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足以允许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的程度。可以说1949年是中国人口和农业发展史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增长缓慢，有些时期甚至出现减少的现象。从最早有人口总量记载的公元前2205年至公元1949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89%，人口预期寿命不超过35岁。1949年至1997年总人口从54000万人增加到123626万人，增长了124%，年平均增长率为2.7%，接近世界人口2.8%的增长速度。1999年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到30%以上。 是什么使农业生产率如此快速提高呢？具体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物技术的改进，包括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和传播，改良种子并结合使用化肥和杀虫剂，消除休耕地、采用轮作制，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修筑水坝、水库、灌渠，扩大灌溉面积，充分利用人畜粪肥，提高复种指数等等。以水稻为例，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每公顷比常规稻可增产稻谷1500公斤。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99年8月获“国际杂交先驱科学家”奖。（程漱兰1999）还有，中国在1949年后修建了淠史沆灌渠、红旗渠等水利工程。另一方面是机械技术的推广包括：除了使用犁耕地，镰刀收割等传统人力耕作方式以外，积极引进机械化作业方式，收割机、脱谷机、插秧机、打捆机、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在田间村头随处可见。一般来说，耕种期相对长些，收获期则较为短暂，机械化手段的引入保证庄稼成熟时被及时收割，免遭风雨雾的侵害。据统计，1999年中国拖拉机1293.5万台，联合收割机22.7万台，农用运输车和农用机动三轮车达647万辆。全国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40356个。再者是资金的保障，政府建立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见表1）。人均食物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工业化和迅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