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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制下诚实信用原则在股东出资义务中适用 　　摘 要：认缴制下股东履行出资义务面临着公司章程约定不明或股东利用修改章程自由权逃避出资等新的问题。在实践存在迫切需求与法律缺少相应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利用诚实信用原则解决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具有极大的必要性，未来还需继续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探索长久的解决方案：依《合同法》确定出资时间，在立法上明确股东的诚信订约与履约义务；依章程及《合同法》确定补缴出资主体，加速构建公司信用机制；细化现有法律规定，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情形下准确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强制临界破产时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在立法上明确董事的催缴义务 关 键 词：认缴制；诚实信用原则；股东出资义务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7）03-0106-10 收稿日期：2016-08-18 作者简介：王建文（1974―），男，安徽望江人，法学博士，河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商法；刘凤杰（1991―），女，河北唐山人，河海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商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法律效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FX077 一、引言 2015年5月，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了我国首个认缴出资案。①此案最主要的争议焦点是股东的出资是否应该提前到期来偿还公司的到期债务。法官审理后认为，在投资公司的现有实际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股东应当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履行出资义务，以清偿原告债务。法官援引了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立法目的、有限责任制度、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责任财产制度作为正面依据，并通过与破产制度的对比，从反面论证了直接要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比实施破产制度更加有利于对公司、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保护。但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直接判决股东出资提前到期，忽略了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反复讨论的认缴制下加速到期所应具备的若干条件。尽管其援引了部分制度作为支撑，但仍缺少具体而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处理该问题的法律依据，说理部分也有瑕疵，判决理由并不充分 事实上，在施行完全的认缴制后，像本案所面临的这类法律适用难题，在实践中必然愈加普遍甚至更为复杂。我国理论界目前已对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体来看，当前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制度改革进行制度解读，论证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并未否定资本制度的基本原理，股东仍要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和责任；[1]二是对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带来的交易安全问题表示担忧，主张借鉴域外法中的衡平居次、揭开公司面纱等制度，重点完善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相关的配套法律。[2][3][4]但现有研究成果并不成熟，对于资本制度改革后股东出资面临的法律适用难题，大多是在肯定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呼吁通过加速立法予以解决，而对拟纳入立法体系的配套措施适用的前提及具体标准则论证不足。由此可见，现有研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盲目借鉴域外法律制度鼓吹新一轮的立法改革，未能将域外制度蕴含的深层法理与本土法律体系进行有效地融合，从而很难实现对司法实践和立法的有效指引。因此，应在积极借鉴域外经验从立法层面展开研究的同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求法律适用难题的解决方案，使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行为和法官裁判有据可循。在此方面，应认真考虑如何妥善发挥诚实信用原则的制度价值。在我国资本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认缴制下诚实信用原则在股东出资义务中的适用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必要，司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认缴制下股东出资面临的 法律适用难题 完全认缴制取消了对股东出资义务履行时间和履行方式的限制，①赋予了股东出资更大的自主权，但“宽进”的同时也需要“严管”，实施资本制度改革，配套措施必须跟进。[5]遗憾的是，我国2013年的《公司法》仅对公司资本制度相关规定作了修改，但未确立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今认缴制下股东出资义务履行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与立法不完善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急需解决对股东出资自由权的约束和对债权人的保护问题 （一）股东未约定出资期限或约定不明 虽然修改后的《公司法》明确规定出资时间等事项由股东在公司章程中自由约定，但该规定对股东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实践中很可能存在部分股东没有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出资时间，或者即使有约定但约定不明，而根据章程约定不能准确判断股东的出资时间。对此，出于充分保护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以及惩戒未明确约定出资时间的股东的考虑，有观点认为，公司章程中没有约定股东的出资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的，公司有权随时对股东进行催缴。[6]显然这种观点过于偏激，违背了《公司法》允许股东自由约定出资期限的立法目的。在认缴制下，股东如何约定出资期限是股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