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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权勾结大曝光后韩国走向 　　韩国财阀的命运连同韩国政府一起，将在这次大变革中受到拷问并需承受考验 2月17日，韩国警方正式宣布批捕被称为“三星太子”的李在?F副会长，因为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指控三星电子在李在?F的指示下，向该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提供数百亿韩元资金支持，有行贿等嫌疑。在此之前，包括三星集团副会长李在?F在内，韩国八大财阀“掌门人”也曾同?r现身国会接受质询，但他们一致否认与总统府进行权钱交易。一时间，韩国财阀与政府的关系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同日，首尔中央法院官方宣布八大财阀之一的韩进海运正式破产。在此之前，韩国另一大财阀现代和乐天也纷纷出事。现代工人因对公司薪资改善方案不满而举行了5万人参加的全面罢工，乐天则被曝出其会长涉嫌贪污。曾一度成为韩国经济发展引擎和支柱的财阀经济走向备受关注，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焦点 韩国政治和财阀之间到底以何种关系相互影响对方，到底是财阀影响了韩国政治，还是政治主导着财阀？ 2016年12月6日，韩国首尔，为查明朴槿惠政府亲信弄权干政案，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在国会举行首次听证会，就“亲信门”进行真相调查，韩国八大企业掌门人、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许昌秀、副会长李承哲等15人出席听证会。 政府对财阀的支持 据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 “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转型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而韩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大企业财阀的贡献，而大企业财阀的迅速发展扩张则是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可以说，韩国政府是大企业财阀崛起的最强有力推手。首先，韩国政府制定了诸多的有利于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从20世纪40年代起，韩国大企业就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战争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韩国政府更是为发展经济，确立了以大企业集团为骨干、出口第一为导向、产业升级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轻纺、钢铁、石化、机械等部门，希望通过集中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十大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于是，大企业财阀在政府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之下迅速发展、壮大。它们极大地受益于政府制定的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劳工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出口补贴、税收减免、政府的产业指导、对劳工的管治甚至镇压等。其次，在资金层面，韩国政府还以低息贷款的方式为财阀们提供足够的资金。20世纪80年代以前，韩国的银行属于国有而且直接在政府的管理之下，8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虽然名义进行了私有化，但高级管理人员依然必须由政府任命。因此，有学者称：在所谓的“汉江奇迹”期间，银行一直扮演着韩国财阀的“提款机”的角色，无论债务人的资产质量如何，也无论信用投资的前景如何，只要是政府的安排，银行都会不加选择地给予贷款。因此这些大企业财阀不是靠盈利能力而是靠贷款能力迅速扩张。最后，1998年以前，韩国政府还制定法律，禁止敌意收购与兼并，即使是善意的收购与兼并，也仅限于小企业。任何资产价值超过2万亿韩元的外国人对韩国企业的收购与兼并活动都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这使财阀及其家族通过横向持股或交叉持股的方式形成了对企业集团的绝对控制 在政府对财阀的大力支持政策下，从60年代起，韩国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高速增长，人均GNP由60年代初的90多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10610美元，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强国，创造了“汉江奇迹”。但韩国政府对大企业的支持与扶植政策及其为大企业带来的迅猛发展也使财阀们认识到政府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埋下了韩国政商裙带关系的种子。在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和企业发展规模的前提下，企业家们都知道大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倾斜与保护，企业要发展得更好，就必须和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 偏离预设轨道的财阀 随着财阀力量的壮大及其对韩国经济的贡献，其作为市场力量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管治，其获利手段也越来越与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贡献不相匹配。为了获得利益，财阀甚至挑战作为资本主义规则的“有限责任制度”等，利用作为大股 东的有限责任地位，通过高额交叉持股和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寻求利益而 逃避责任。基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巨大份额，韩国财阀采取“大而不倒 ”的策略将风险转嫁给社会。企业盈利能力强时卷走利润，而经营不善时却不是直接破产，而是通过继续获得贷款，无底线地提高负债来继续维持经营，从而将企业继续运营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公众 1996年，包括三星、现代、LG、大宇、SK等韩国前30家大企业财阀的平均负债率达386.7%，负债总和约占全国财富的1/3，成为新兴工业国企业盈利能力最低的国家。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这30家财阀的负债率更是高达521.5%，个别财阀企业的负债率甚至达到近4000%。这也几乎被视为是世界经济体中最高的负债率。与此相反，为了拯救金融风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