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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公众环境质量满意度调查探究 　　【摘要】本文从政府环保力度和政府环保效果两个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建立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发现噪声污染对公众的满意度影响最大，公众对环境质量现状不满意。因此，需要强化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职能定位，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位一体”的环境治理体系；发挥公众参与的激励相容约束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 环境质量 满意度 一、引言 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①，从此，长株潭三市进入一体化建设“两型社会”的新阶段，2016年，湖南将启动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第三阶段改革建设，加快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在“湖南十三五”规划刚要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绿色富省、绿色惠民，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湖南”，同时，将“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成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发挥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省推广两型改革经验”。然而，彭文斌、李昊匡（2016）认为，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强度受到利益激励约束，环境规制政策偏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需要充分发挥公众、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对环境治理和执法的监督作用，构建共同治理的规制模式。同时，郑思齐等（2013）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能够有效地推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环境治理问题，通过环境治理投资、改善产业结构等方式来改善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所以，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成效如何，是否获得公众的认可，公众怎样参与其中？这类问题都亟需得到解决。基于此，本文从政府环保力度和政府环保效果两个方面设计详细的调查问卷②，通过Probit模型实证回归分析得到相应的结果及政策建议 二、Probit模型回归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发放400份，回收382份，回收率95.5%，形成含有382个样本，三部分调查内容的社会人士问卷调查数据库。在社会背景调查中，受访对象经常关注环境保护的有103人，占总体27%；偶尔关注环境保护的有164人，占总体43%；没有关注环境保护的有69人，占总体18%；对具体情况不确定的有46人，占总体12%。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公众环境质量满意度问卷调查”的结果，选用“政府环境保护行为到位”情况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包括政府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环境保护法规的执行、环境破坏行为的处罚、环保技术改造的要求、大气污染的防治举措、噪声污染的处罚措施和水资源环境的保护手段，选用“水环境问题严重程度”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X1），包括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水体化学污染、水体放射性污染以及水体悬浮物污染，“大气环境问题严重程度”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X2），包括烟尘污染、雾霾污染、氮氧化物污染和二氧化硫污染，“噪声污染严重程度”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X3），包括工业生产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由于不同变量中存在多个选项，所以对单个被调查人的同一变量选项值采用算术平均值处理，得到落在集合A={1，2，3，4，5}反映政府行为偏好强度和环境规制效果强度的数值，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变量gbp为政府行为偏好强度，变量X1表示水环境问题严重程度，变量X2表示大气环境问题严重程度，变量X3表示噪声污染?乐爻潭龋?εi～N（0，σ2）为随机干扰项 从表1中可以知道，如果水环境问题严重程度越大，则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基本到位”、“不确定”、“到位”和“十分到位”的概率相对于选择“不到位”的概率分别下降0.0164、0.0861、0.1100和0.1563；如果大气环境问题严重程度越大，则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基本到位”、“不确定”、“到位”和“十分到位”的概率相对于选择“不到位”的概率分别下降0.0113、0.0674、0.0988和0.1397；如果噪声污染严重程度越大，则样本中个体平均选择“基本到位”、“不确定”、“到位”和“十分到位”的概率相对于选择“不到位”的概率分别下降0.0267、0.1005、0.1453和0.1704。因此，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强度对环境规制效果有显著作用。具体而言，其一，从“不确定”选项来看，对环境质量满意度的敏感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噪声污染、水环境污染和大气环境污染，说明公众对噪声污染更为敏感，噪声污染严重程度的变化将会对满意度结果产生影响，即噪声污染的严重程度越高，公众对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越低。其二，从“十分到位”、“到位”以及“基本到位”三个选项来看，其变化幅度呈现收敛状态，即环境污染的细微变化对“十分到位”选项的作用大于“到位”和“基本到位”选项，说明长株潭城市群的公众认为政府环境保护治理行为执行力度不够，对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