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理”的叛逆论文.docVIP

　　“礼”与“理”的叛逆论文 .. 摘要：《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关键词：崔莺莺；杜丽娘；礼教；理学；叛逆 作为爱情剧的典范，《西厢记》与《牡丹亭》历来备受推崇，而其中的崔莺莺与杜丽娘也屡是人们所瞩目之焦点。千载而下，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阐述出诸多慧见；而这其中..，崔、杜二人的“抗争”形象又是学界尤其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崔杜二人都以‘情’反‘理’，大胆冲破封建礼教，以‘至情’超逸传统意识”；亦有学人认为二人是“中国古代反封建礼教的光辉典范”，更有时贤对其冠以“女性意识的自觉觉醒者”之称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显然，学界皆认为崔、杜二人是具有反抗性格之女性，其“抗争”意义更成为人们褒誉《西厢记》与《牡丹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在论及二人所“抗争”的对象及蕴含时，学界却多以“反礼教”笼统言之。实际上，崔莺莺与杜丽娘反叛的对象是有差异的。 崔莺莺的反抗主要是对等级制度与门第观念等传统礼教纲常的挑战，而杜丽娘则更多的是对为当时统治阶层所改塑过的程朱理学的“灭人欲”观念之叛逆。显然，后者更多地体现出个性解放与人的觉醒的时代风貌，其反叛意义更为昭著。 在考察崔、杜“叛逆”形象的不同蕴涵时，从文本出发解析其形象是不可或缺的前奏。 一、叛逆的崔莺莺与杜丽娘 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相比，崔莺莺与杜丽娘是以反叛姿态出现的。 崔莺莺出生于礼教家庭，父亲为她定下姻亲，母亲处处用“女规”管束，可正值青春妙龄的她不满足于既定的生活道路，一度处于幽怨之中，“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佛殿上与张生的邂遁，点燃了爱情之火。此后，莺莺乘月色与张生联吟：“兰闺寂寞久，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在道场夸赞他：“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心中充满无限爱恋。然而，莺莺毕竟是在封建礼法调教下长大的，尽管她渴望爱情，但却不敢轻易流露，心中充满矛盾。在“闹简”中，莺莺看到张生信时“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但看着看着就对红娘发起脾气：“小贱人，这东西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可当红娘故意说要去告知老夫人时，她忙拉住红娘说情：“我逗你耍来”。而“赖简”更将莺莺的此种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密约张生：“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可当张生依约而来时，她又翻了脸，“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不干休”。她既要打破礼教枷锁，追求自由爱情，又要遵从潜意识的礼法约定并维护贵族小姐的体面，处在两难境地里。但她最终战胜自我，反叛性格得到发展：她违背礼法约定，与张生无媒而合，对封建婚姻理念作了大胆的挑战；在老夫人逼令张生赶考时，莺莺更将个体幸福置于功名之上，要求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在叛逆的道路上迈出了更为坚定的步伐。 杜丽娘也生活在封建家庭中，她整日“长向花阴课女工”，接触不到陌生男性，而礼法、家规、女戒等像一重重枷锁紧套在身上。父亲请秀才教她读书，希望女儿能在“后妃之德”的经典学习中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淑女。可古老的恋歌却唤起了她那潜伏于心的爱情，“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因此，她违背了“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戏游空冷无人之处”的家训，到花园中游玩。花园的美唤醒了杜丽娘青春意识，而春香的无心之语“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更让她幽怨横生，“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惋惜的不是残春，而是生存的荒芜和空虚，“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自然的生机唤起了她的情爱，可觉醒的热情却无处宣泄，她只好在梦境中大胆接受“执柳书生”的爱情。最终，杜丽娘为追求这份无限向往但又无法得到的爱情抑郁而亡。可她的感情并未结束，死亡成为摆脱束缚追求爱情的开始。在一个没有封建束缚的世界里，她自媒自婚，实现了现实中无法完成的爱情理想。但杜丽娘并不满足于人鬼间虚幻的恋情，她要的是现实中的幸福生活，而她的“至情”最终争取到复活机会。复生后，她的性格又得到发展，面对皇帝“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责难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