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治”到“力治”：历史推演及其“焚书坑儒”论文.docVIP

　　从“德治”到“力治”：历史推演及其“焚书坑儒”论文 要用简洁和明确的概念概括先秦政治传统演变的主要轨迹，1并不容易。 这里，我们试图用“从‘德治’到‘力治’”这一范式，来对先秦政治传统的演变，提供一个理解向度。“德治”是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与此比较接近的概念还有“人治”、“仁政”、“王道”等。2从既具体又有相当的涵盖性而言， 我们倾向于使用“德治”这一概念。儒家所谓“德治”,..毕业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最高政治人格或政治主体的德性和德行..毕业，来赢得民心，从而达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目标。3与儒家“德治”相对立的观念，一般来说是法家的“法治”观念。这里我们使用“力治”这一概念，虽然在与“德治”观念的对比上，也许不如“法治”鲜明，但有两点理由，使这种说法看来并不唐突：一是，当时就有“德力”互对的用法；二是，从“法治”所带有的“强制性”和“暴力性”来说，它也能够纳入到广义的“力治”的范围内。与“力”观念接近的“霸道”观念，自然更不用说。因此，用“力治”这一概念，完全可以相对地指称与儒家“德治”不同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期望和路线。所谓“力治”，简言之，就是通过“物质力量”（也就是“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等）这一手段或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那么，“德治”和“力治”概念在政治传统中的具体场景如何呢？总体上把先秦的政治传统概括为从“德治”到“力治”的演变，并把“焚书坑儒”看成是这种演变的一个历史性结果，有根据吗？ 一 上古时代“德治”传统的推测 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先秦儒、道、墨、法四大学派，尽管旨趣各异，相互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争论，但它们在肯定或向往上古时代具有一个能体现“大道”、“美德”（也可以说是“正义”、“公道”）的理想政治上，则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道家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说就是对政治传统演变的历史性描述，但它至少暗示，历史上有过体现“道”和“德”的政治传统。4法家韩非肯定远古历史上有过“圣王之政”， 并溯源到传说中的“有巢氏”和“燧人氏”（下至尧、舜、 禹、汤、武）。 值得强调的是，韩非明确地把上古政治传统的特点概括为在道德资源上进行竞争（“上古竞于道德”）。当然，韩非并不把这种政治传统理想化，也不把它作为现实政治的样板加以推崇。他把它视之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以他所说的新的不同历史条件，断然拒绝对“德治”传统的时代诉求。如《韩非子·五蠹》载：“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4在墨子那里， 把“古者”与“圣王”之政联系起来的说法，也相当多。“圣王”作为上古时代的理想政治人格，既是文明的制作者，同时又是体现“德治”的化身，“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5津津乐道并一心向往上古“德治”传统的典型代表是儒家。 在儒家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都是伟大的“圣王”，都是理想的政治人格。他们之能得天下和治天下，除了他们具有高超的智慧外，更在于他们个人深具魅力的德行。孔子对尧的称赞无以复加，6，并认为“周代”的德，达到了“至德”的境界。7孟子从“仁政”的角度，来看待上古的“德治”传统，如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8至于《礼记·礼运篇》所记载的“大同”与“小康”之世， 尽管在理想程度上，有差别，但都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德治”之世。令儒家痛心的是，上古的这种理想的“德治”，随着时代的推移，却丧失掉了。9但他们并不沮丧，因为他们相信，远古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圣王”“德治”，只要新的政治主体愿意，并具有相应的“德性”和“德行”，完全可以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复兴。不同于法家的儒家的这种“衰退”及其“复兴”历史观，规定了之后儒学历史观的基本性格。 从儒、道、墨、法都肯定上古的“德治”传统来看，我们是否能肯定地说，上古“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一个悠久的“德治”政治传统呢？相反地说，这种“德治”传统，是否也有可能是对上古政治传统的一种“理想化”或“美化”的产物呢？一般来说，人们对人类历史远古时期的社会政治状态，往往有两种相反的估计：一是认为它是一种理想或美好的“黄金时代”（如卢梭所说的“自然状态”）；一是认为它是一种“落后野蛮”的时代（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从历史的观点看，认为远古“太好”或“太坏”这种两极性的判定，可能都是非历史主义的。罗素指出：“相信太古时侯曾有幸福的‘自然状态’这一信念，一部分来自先祖时代的圣经故事，一部分来自黄金时代这个古典神话。一般人相信太古坏的信念，是随着进化论才有的。”10具体到中国上古历史上的“德治”传统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的存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可能有过于“美化”的成分）。也许正象冯友兰所喜欢说的那样，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除了上面儒、道、墨、法四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