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doc

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提议应把翻译放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出版。书中，她不再把翻译定义为两种语言之间的活动，而是把翻译当作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1]从这种意义上讲，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出版，正式宣告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到来。书中，巴斯奈特与列费维尔声称，翻译研究不仅应用了语言学方法，而且已经超出了语言学方法的范畴。[2]巴斯奈特与列费维尔的观点在翻译界引发人们从文化视角对翻译展开了激烈讨论，翻译研究由此焕然一新。此后，许多学者都转向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翻译势必受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语言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本文拟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中的有关文本为例，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的文本的生成以及翻译效果等方面，分析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林译《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我国清代文学家沈复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所著的自传体散文。书名取自李白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3]。原著共六章，故称六记。遗憾的是后两章已经丢失，只剩四记。该书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特点在于真纯率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 　　1936年，林语堂先生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分期连载于《天下》月刊和《西风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序言。林先生素爱《浮生六记》，对书中女主人公尤其赞赏有加。他在序言中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3]林先生对《浮生六记》的翻译极其严肃认真，先后修改不下十余次。由于林先生的译介，该书已在国内外得以广泛传播并获得盛誉。《浮生六记》是林语堂先生最见功力之译作，翻译过程中，他尽量采用异化的策略以保留源文中的独特文化、让英语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堪称汉英翻译的典范。然而，由于受英语语言表达习惯的限制，在处理有关语言文化信息的过程中，林语堂先生不得不采用归化的策略，用地道的目的语语言传达源文信息，从而造成源文中部分文化信息的缺失。 　　 　　二、语言文化 　　 　　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其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关于文化的分类，许多学者都做过深入探讨。杨琪认为文化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4]柯平却将文化分为四个系统：技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观念系统和语言系统。[5]然而，笔者认为，在翻译研究领域，奈达的分类更合理、更实用。他在《翻译中的语言学与伦理学》一文中指出，与翻译相关的文化因素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6]。 　　生态文化指某种语言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能揭示该语言跟其他语言之文化差异的季节变化、地理名词和动植物名称等的总称。物质文化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在生活中所需要的包括工具、住所、饰物、家具等在内的所有物件。社会文化指一个社会的组织机构、社会习俗、社会阶层、家庭模式、教育、社会实践以及某些社会行为的内涵意义的总称。宗教文化包括神灵的称谓以及宗教观念与宗教信条。语言文化即某种语言所特有的音韵系统、构词系统、词汇、句法规范及修辞等。 　　谈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许多学者并不把语言放在文化因素中来考虑。然而，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无疑属于文化的范畴。尽管人们认为翻译一般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语言却通常是翻译的最大障碍。正如奈达所言，文化领域最易引起翻译问题的因素就是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在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语言的过程中，除了其他文化问题，还涉及到每种语言各自的特性。[6]从奈达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文化是翻译中的关键因素。 　　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灵活处理相关信息，目的文本的生成也必须以目的语文法为基础，由此也就势必影响到目的文本对源文本信息的再现能力。这些就是语言文化影响翻译的最突出的表现。 　　 　　三、语言文化的影响在林译 　　《浮生六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先生堪称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翻译《浮生六记》的过程中，他尽可能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读者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然而，在有些语言文化的处理过程中，也有不少文化信息缺失。这是由英汉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是语言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即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中的相关文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