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docVIP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 政治 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关键词：《史记》胡匈奴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言及匈奴称谓的变化，谓“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1]吴荣曾则谓“胡”的含义“随 时代 迁移而发生变化”，战国时为“北方各游牧族的泛称”，西汉时则“专指匈奴”。[2]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汉代史家如司马迁，又以“匈奴”作为北方各游牧族的泛称。[3]《史记》中“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这一类现象提示我们：对于太史公笔下“胡”与“匈奴”的异同，以及两种称谓战国秦汉之际变化的背景，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史记》所见战国时的匈奴称谓 《史记》有关战国时“匈奴”故实的记载，分见卷5《秦本纪》、卷8l《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6《刺客列传》及卷110《匈奴列传》，共计四条，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的两条，又见于《战国策》卷31《燕三》及《太平御览》卷294《兵部二十五·示弱》所引《战国策》。为了界定“匈奴”称谓出现的时间及其含义，笔者拟对这批材料重新加以排比 分析 。 1．《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后世史家对于文中“匈奴”的真实性，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吴承志说：“此匈奴当从一本作猃狁。此乃《左氏春秋》所谓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非《史记·匈奴传》居于北蛮之匈奴也。”[4]蒙文通则说：“《本纪》言，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于战国记匈奴为最先。《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5]蒙氏所谓“《秦策》言义渠事”，指《战国策》卷4《秦二》“义渠君之魏”条。但该条称义渠君“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与《史记·秦本纪》五国为秦所败的叙述不合。《战国策》该条又云：秦王“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鲍彪释曰：“是时诸侯连匈奴，秦恐义渠因而有变，故赂以和之。义渠之袭必次于五国之后，恐非与诸国遇时也。”[6]据此，则“匈奴即义渠”之说，似乎不能成立。但“诸侯连匈奴”一事，同样也难以落实。最直接的反证就是：与秦惠文王约略同时的赵武灵王，在其十九年(前307)与楼缓的对话中，历数赵国北边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竟然完全不提匈奴。因而，距此十一年前，惠文王更元七年，韩、魏、赵、楚、燕五国“帅匈奴共攻秦”一事，也就显得非常可疑了。此处的“匈奴”称谓，可能是司马迁的臆断。 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为约曰：匈奴即人盗，急人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人，烽火谨，辄人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人，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人。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檐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边城。”《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文略同。[7] 《廉颇蔺相如列传》紧接此条述李牧拜将、攻燕事，可以确定是在赵悼襄王二年(前243年)。由此上溯“十余岁”，到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前后。李牧在“赵之北边”与匈奴周旋，应该就在赵孝成王执政的前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引李牧事迹，也见于《汉书》卷50《张冯汲郑传》，其文略同，有的学者以为是文帝时人的附会。[8]但《说苑》卷1《君道》又载：“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取蓟八城，匈奴趋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9]刘向这段文字，亦当取自记录战国策词的档案，而司马迁、刘向分别在三种不同著作中，发生同样的笔误一记下并不存在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这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说苑》此条，恰好可以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佚文，乃至《史记·廉颇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