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历史变迁综述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docVIP

四川省历史变迁综述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作者：王先明魏本权 史学月刊 2006年06期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3-0110-07 　　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8月22～24日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7篇，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专家学者共计60余人与会。与会学者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研究 　　社会结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程。(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一直变动缓慢，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逐渐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社会结构的错动与转型体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 　　张玉法(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主题报告(《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借鉴帕森斯社会平衡理论论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他认为工业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原动力，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前提，工业化的要求以及工业化本身引发了四种社会变迁：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都市化的趋势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这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变迁的图景。 　　叶汉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论：香港新界一例》，依据历史学与人类学合作调查所得资料，以地缘认同凝聚成的杂姓乡村共同体结果及其文化意涵为考察重点，认为社会结构的分析实离不开文化意义的探索。与香港新界一些以血缘和亲属纽带联结的单姓社群不同，东涌村落大多数是没有有祠堂的杂姓聚落，宗族组织薄弱；集体活动场所并非祠堂，当地的祖先崇拜主要在家庭中举行。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变迁虽然对于传统村落自治共同体颇多影响，但对东涌社群的最大冲击可说是都市化、商业化，这一进程从根本上改塑了传统社会结构。 　　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晚清湘系势力的崛起与社会结构变动说略》，分析了湘系势力这一社会群体的基本构成要素、内部结构特征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湘系势力作为晚清重要的社会群体，同时具有“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政缘性与地缘性、“军”与“政”、“内层”与“外层”的结合。湘系势力崛起对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社会政治方面主要体现为对晚清军制、统治集团内部结构性变动以及对民间秘密会社的影响。 　　郝锦花(浙江大学博士后、中国民用航空学院人文学院)的《学制变革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以20世纪前期华北地区为中心》，从文化竞争的角度分析新旧教育体制在转轨之际，乡村教育领域内新旧冲突、新旧融合等情状。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寻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特征及其问题。认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迟迟走不上正轨，始终带有新旧杂陈的过渡性特征，其中乡村教育的二元结构和滞后性特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 　　经济发展是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带来社会结构其它层面的变动。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近代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浪潮推动着人口结构、家庭经济结构、市镇结构、社会群体意识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汪丹、汪兵(《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诸子均分与遗产继承——中西古代家产继承制起源与性质比较》，认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决定了血缘拟血缘共有制和诸子均分继承制，不断扩张的商品经济则决定了个体私有制度和遗嘱继承制，并因此而形成不同文化传统。归根结底，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本文的意义在于揭示中西社会结构变动路径差异的原因所在。 　　许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明清时期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动的关联性。作者估算，清代中叶山东城镇人口在140～180万之间，约占全省人口总数4.7％～6.0％，明显体现了城镇人口的非农业性质。本文对农村人口的兼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颇为重视，认为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某一区域农民家庭手工业的普遍发展，乃是该区域从种植业为主向种植与加工并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 　　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采取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