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汉唐史研究.doc

我与汉唐史研究 　　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 历史 系毕业，分配到历史 研究 所工作，至今已是四十余年了。 　　入大学前，我是一名老师。原因是1948年在长沙读完高中，暑期参加了高考。当收到北平二所高校录取通知时，我正患疟疾未能入学。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随后转教初中。1952年，上级通知调我去益阳市教高中。自己高中毕业去教高中，我无此胆量。领导便决定调我升大学，由此得以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 学习 。 　　建国初期，大学里同样 政治 运动多，四年内有一年半基本没有上课。外语系以外诸系学生按规定一律学俄语，我因中学生时 英语 稍有基础，申请参加外语系学英语，经特批允许。但不及二周，同班不少同学不想学俄语，议论多，说班干部不应有例外。于是我也只好改为随班学俄语，往后实践表明，这一步我是完全走错了。 　　大学一年级。唐长孺先生教 中国 古代史基础课，所讲 内容 较深，说话方言又重，教学不很吸引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吴于厪先生主讲世界上古史，口才好，逻辑思维强，教学很受欢迎。1955年，唐先生的专著出版，我通过学习，从中获益多，印象大为改观。 　　建国初期教材缺乏，同学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背（诵）笔记， 考试 默（写）笔记”，我不习惯此道。姚薇元先生教隋唐史，上课逾二月，我仅记了几行字，姚先生大怒，批评我身为班干部，太不像话，罚我站了一课时。还是这位姚先生，后来又教我班中国近代史，我仍是积习难改，他对我却比较满意，曾动员我毕业后跟他学习近代史。 　　因为没有教科书，教师大多忙于编写讲义，印发给学生。同学常有讨论课，记得有一次世界 现代 史讨论课，我谈了在图书馆看书的心得，尖锐批评任课教师所编讲义错讹多，张冠李戴。矛盾百出，弄得那位老师十分难堪。事情已过多年，至今回忆，很对不起那位在当时热衷改进教学现已亡故的授课老师。 　　建国初期，武大开出的课很少，更没有选修课，除政治课是全校性地开大课讲授，人数众多而外，各系专业课分班讲授。听众很少。课后，同学们多忙于整理课堂所记笔记。我没有这么做，有空便去阅览室看书，东翻西看，并无明显目的性。有一天，突然萌生偷听外系课的念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一俟本班没有课，我便潜去外系偷听，它既不是合法安排， 自然 无法保证听课内容前后连贯。我曾偷听过陈修斋先生讲西方 哲学 史，邓启东先生讲 经济 地理，黄焯先生讲古代汉语，有一次，课堂上被黄焯先生发现，把我撵出来了。 　　大学生时，我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参加不少 社会 工作。学习历史极少读过原始资料，全班三十三名同学，我的考试成绩通常是中上等水平。完全可以说，历史研究尚未入门。 　　1956年9月，分配我到中科院历史一所工作，实是喜出望外。其时，向 科学 进军口号响彻云霄，人心思院成为 时尚 。历史一所是分管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史，由郭沫若院长兼所长，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尹达抓。此外，还有分管隋唐至明清的历史二所和分管近现代的历史三所。我至京报到时，正值尹达先生在外地休养。张政烺先生接待了我们，他要求新来的人一律要通读刚刚新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后来，我是照办了。 　　lO月初，尹达先生回京，我以古代汉语基础太差为理由，请求调往历史三所学习中国近代史。他幽默地表示，同意请求，就在本所学习近代史秦汉一段，还说，如果将来想学现代史，那就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同年11月，再找我谈，让我回武汉跟唐长孺先生学习。他说，唐先生主要研究魏晋隋唐史，对秦汉史也很熟，你想学近代史，去那里学吧!于是，我回到武汉，开始了对秦汉史籍的阅读。那时，诸史尚无点校本，初读线装书困难极多，硬着头皮慢慢啃。唐先生当时兼任历史一、二所研究员。1957年4月，他带我来京，他常去科学院图书馆看敦煌胶卷，令我随往抄录。有时我们也参加研究所内的“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会议。9月中旬，我们自京返校，全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已无空隙看书了。 　　1958年2月，武大通知我随大学生去湖北红安参加鄂豫皖苏区党史调查。当年大旱，白天忙于抗旱，晚上作走访调查。直至9月底返校。立即投身大炼钢铁运动。同年11月，历史所调我回京。在武汉二年，很少有机会接触唐先生，心中只有无奈的失落感。 　　1959年初，我被借调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筹建工作一年，分工搞秦汉、魏晋时的文物陈列。为适应工作需要，努力阅读了建国十年来有关本段的文物考古文章，增长了不少相关的知识。 　　1960年初，下放山东曲阜 农村 劳动一年，在那艰难岁月，当年麦收前的几个月内，我们每天以白薯枯藤及树叶等充饥，还要参加大田劳动，全身迅速浮肿，健康大坏。这一年的唯一收获是通过劳动，使江南出生的我知道了不少北方旱作的知识。 　　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厚今薄古政治气氛下，读线装书与白专道路划等号。虽无明文禁止写古史论文，但不能自由投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