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史上的帮会兴衰看中国市民社会为何难产？论文.docVIP

　　从近代史上的帮会兴衰看中国市民社会为何难产？论文 杨叶忠 洪振挺 刘洋波 摘要 中国自清初以来，民间出现了很多帮会组织。然而，这些帮会并没有成为制约国家、独立于官方的社会建构的积极力量，即所谓的市民社会。恰恰相反，它们没有摆脱中国的宗法社会组织模式的束缚，没有超越中国的纲常伦理的窠臼，在缺乏一个中立的精英集团指导的情况下，往往沦为少数教首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毕业，沦为危害社会稳定，制造各种社会问题的毒瘤。本文尝试从中国帮会这一民间组织兴衰的历史轨迹中寻找中国市民社会难产的蛛丝马迹，进而探索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有益途径。 关键词 市民社会； 帮会； 兴衰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一个舶来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毕业市民社会开始成为我国学界的热门话题。很多学者试图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然而把西方语境中形成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一方面,欧洲的公民阶层经由罗马法、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形成;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以家族或家庭利益向社会利益转化以及学习过程为前提,它刺激了自由公民的责任心并形成共同责任(德托马斯·海贝勒 诺拉·绍斯米卡特，《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64页)。考察东西近三百年的历史，在民间组织方面，西方主要体现为市民社会的兴起，而中国则体现为帮会的兴衰。中国的帮会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作为最早出现的中国的民间组织之一，帮会的兴衰丝毫没有市民社会的成色，它与市民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是依附于政府还是独立于政府；在人身关系方面是传统的宗法依附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在对外关系方面是公开的还是封闭的。弄清以上几点，就可以从某个侧面揭示中国市民社会难产的原因。 (一)从帮会的兴衰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常务于“情”的融合。这个“情”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就是家国合一，即国家与社会的融合，而不是学界很多学者信奉的国家—社会两分法。对中国的传统社会而言，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的家庭不仅仅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单位，而且也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由家庭组成族群，由族群组成社会。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民间组织形成过程中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从中国帮会兴衰的历史来看，这种特点是很明显的。中国的帮会，是在封建社会濒临解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游民结社，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发展起来的。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清朝鼎定北京以后人口激增，一百一十年间，人口增长了三倍以上(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纪录》，《清史论丛》第一辑。转引自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页)。清朝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加剧，自然灾害频繁，随着列强的入侵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战争接连不断，外国商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农民的破产和失业。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流落他乡，寻找新的出路。依靠传统的宗法关系拉帮结社成了小农抵御风险的自然诉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是模糊的。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变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具有很大的弹性。国家强大的时候就会吞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国家衰弱时对社会控制能力松动，就给社会自身的分化以更大的空间。清朝帮会的勃兴就是在传统社会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到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几乎完全丧失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加上官匪勾结，沆瀣一气，社会治安更是江河日下。中国的帮会产生以后，由于始终没有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制约，再加上各种政治势力发现其有利用价值，遂迅速蔓延开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的教头进行镇压，对其成员进行改造教育，大张旗鼓地禁烟禁毒禁赌禁娼，改造游民和妓女，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在城乡进行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从而彻底铲除了帮会滋生的土壤。由此可见，中国的帮会兴盛于传统社会解体，新的社会尚未形成的间歇时期。由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没有明显的界限，中国帮会的兴衰与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强弱相关。当中央政府衰弱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削减，无力抑制地方的土地兼并和加强地方治理，导致地方的失序和小农的破产。而小农缺乏组织或者以一种低级的方式组织起来（例如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显而易见，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相生相依。无论是什么“市民会社”，还是什么先进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改变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页)。中国这种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关系，就决定了中国在政权萎缩，社会失序的情况下更有可能产生帮会这样的组织，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而帮会的生存与发展也离不开其社会土壤，尤其是离不开政府或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