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清学史述评.doc

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提要】本文以钱著《 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主，评述钱穆 研究 清代学术史的成果。钱氏写作之前，已见梁启超所撰同书名之作。比较两书，可见两人思想与学术之异同。大致而言，论清初学者，钱梁略同；论清中叶学者，钱恶朴学之鄙宋攻朱，颇多讥评，而梁则认为乾嘉考据，甚具实证主义精神而好之。至于晚清，经今文兴，梁随康有为之后，为此一运动的推动者和宣扬者，自道有启蒙之功。然钱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执着，痛诋今文改制说之荒谬，甚不耻康之剽窃与武断，视之为清学覆亡的罪魁祸首。于此可见，钱著与梁著立异之处，要在意识型态的不同，尚可见汉宋门户之见的遗影，并未能在思想史 方法 上，有所突破。他仍采传统的学案体，故未能将各种议题展开来讨论，学术思想从一 时代 到另一时代转进的过程，因而难详，更难能显示时代的深层动力，也不足以细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时代的实际 影响 。一部以 现代 思想史方法书写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犹有待于来者。 　　【关键词】钱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思想史 一、引言 二、清学史渊源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四、晚清学术史 五、结语 一、引言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 内容 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 发展 ，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 政治 之现状」。[4]不过， 问题 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