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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美学—哲学 哲学美学哲学 　新版《批判哲学的批判》增补了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刘绪源：下面我们结合你历年的著作，一本一本地作些回顾、比较和分析，这样，对你的美学、思想史与情本体哲学研究这三者的关系，就能看得更清楚了。你的第一本书，是《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吗？ 论文联盟www.LWlM.cOm 　　李泽厚：不，第一本是《门外集》，收的是美学文章，1957年出版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但那本书封面印得太坏，献词字体大得可笑可恶，我一本也没有送人，自己也从不再看不再提，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门外集》，自谦尚在门外也。 　　刘绪源：那里的文章后来都编到《美学论集》里去了？ 　　李泽厚：大体收进去了。然后才是1958年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你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 　　刘绪源：这本书的内容后来又收进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你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哪个更早呢？ 　　李泽厚：出版在同一年，1979年，《批判》早几个月。《批判》1976年完稿，文革中写的，四人帮垮台时，我在地震棚里改完最后一章，这是我非常得意的事。我说，如果四人帮晚垮台一些，我的书会写得更大一些，因为有更多时间琢磨。拿出来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人家从来没想到我会写这样的书，大家只知道我是搞美学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而且我不懂德文。 　　当时我把我的这本《批判》，送给一些精通德文又研究康德的专家，包括梁志学、王玖兴、苗力田他们，我都送了他们两本，一本给他们，另一本请他们指错，也不用改，就在下面画一道线就可以了，以后还给我，我再版时好改正。可是后来我找过他们，都没给我，说是没找出什么来。我想这大概是客气话，但当时我却是认真的。像牟宗三研究康德，其中就有错，尽管牟译了三大批判，但基本精神把握错了。像内在超越，康德没有那个思想。像智性直观，他从认识论搬到了伦理学，和神秘经验接通，而康德是反对神秘主义的。牟也是从英文读的，但那和读英文没有关系。 　　这书每版都有修改，大小不一，有时只改动了几个字，但很关键。现在出到第六版。这版改动较大。还加了一段话，在第六版的三百八十一页上。我说要注意德国思想的教训，有一点现实针对性：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与康德、歌德不同，自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尼采、韦伯，到海德格尔、施米特，也包括显赫一时的各种浪漫派，尽管德国思想硕果累累，但如本书第一章所叙说，德国从分散、落后、软弱变而为统一、强大、富足的过程，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希特勒的出现和获得全民拥戴（包括海德格尔、海森堡、施米特等大量知识精英）并非偶然。我以为这是不容忽视的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刘绪源：这段话确实重要，这里看得出你对现实的忧虑。 　　李泽厚：我觉得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德国的历史是教训。现在有些知识精英，我看有这个倾向。德国思想界当年也是否定平庸的现实。因为资本主义的确是非常平庸的，商业化的，自私自利的，世俗化的，你看不起它，想用民族精神来超越它，反对它，排斥它，结果却非常可怕和危险。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最容易煽动人的情感，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希特勒杀犹太人，即便很多人知情，当时德国民众普遍还是支持希特勒。 　　刘绪源：你这段话里最深刻的地方，我以为是这几句：由于对英、法所代表的资本体制和平庸世俗的不满和愤懑，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来对抗和超越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却终于最后走上一条反理性的发疯之路。这里强调了对常识、庸常的认同，你可以不满意它，可以试图改变它，但不能藐视它，不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其实周作人是谈得很多的，这里有非常深刻的东西，我以为是有普遍价值的。因为盲目自大地反抗常识，最后总是带来灾难，有时会有短暂的反抗成功，这就使人更自大，更盲目，而最后的灾难也就深重。我觉得，这种从根本上尊重常识常理的思维，是带有浓重的中国思想特征的，这对于全世界，对于现代人，都应是十分宝贵的。 　　李泽厚：所以我多年提倡要重视英美那种看来浅薄平庸却非常合乎理性（reasonable）的经验论和常识哲学，而不是高玄深邃颇具吸引力的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 　　 　　那时的文艺批评的灵魂式人物 　　 　　刘绪源：谈到你的书，我不得不说，以前，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你这些书真是大受欢迎。那时有个说法，每个研究生的宿舍里都有你的书，这恐怕是事实，不是乱说的。 　　李泽厚：这个情况我其实并不很清楚，是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才知道的，当初没感觉。我从来就怀疑一切，也怀疑我当时影响有多大。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