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岩#183;悲情：废墟美学及其失效.doc

宝藏岩·悲情：废墟美学及其失效 宝藏岩悲情：废墟美学及其失效 　　谈废墟美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废墟何以是一种美学？荒野是天地造化之功，可以纳入自然美的范畴，甚至是美国哲学的重要象征。但废墟不同，它是人类生活新陈代谢的遗留，是被抛弃了的家园。如果废墟美的话，又为何会被抛弃呢？也许它还有那么一点审美价值，但既然是废墟，即便有价值，也必是相当微弱。而这点价值若被利用过度，很快就会耗尽，转而成为一种悲情。 　　想到这一话题，是因为我在台北寓居的半年时间中，曾三次造访宝藏岩。这是一处位于中正区汀州路旁的国际艺术村。它背靠虎空山与新店溪，正面与台湾大学隔着喧闹的公馆集市相望，另一侧则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分校区。它处台湾文教之中心，本与国际艺术村的名号极为贴切。但无论何时去那里，我都能感受到废墟的氛围在流淌。我并不只是说它的建筑和空间形态像废墟，而是访客稀少，人烟寥寥，且来者多半不是被所谓艺术吸引，他们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废墟之上，新奇又兴奋这是一处被试图艺术化的废墟，但改造的成效似乎甚微。我怀疑，它终于还是会成为真正的废墟。因为，悲情贩卖不了太久。 　　（一） 　　近几年来，不少初到台北的陆客，一下飞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时光逆转，自己竟回到了十多年前的祖国大陆沿海城市；或者空间位移，自己降落的地方不是国际都会，而是祖国大陆三四线城镇。当他们搭乘各式交通工具，深入这座城市的主干道，身侧闪过种种老旧建筑、大小店铺林立的招牌，随处呼啸而过的摩托车潮，更加深了他们的最初印象。这种已经被祖国大陆现代化抛弃了的城市形象，正在以一个巨大的废墟形态，展现于他们眼前。这就是台北。 　　如果你在台湾住得稍长，如果你愿意读一读台湾史，就会发现，与这废墟形态相匹配的是台湾的悲情。文青对台湾的历史印象，或许相当部分出自侯孝贤1989年的电影《悲情城市》。那种来自日常却又刻骨铭心的殇，让未经二二八的祖国大陆同胞，亦深受感动，从中仿佛窥见了生命终将赴死，但又向死而生的苍凉。那时候的台湾解严不久，其文化正从萧肃之气中觉醒。《悲情城市》为当时的人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充满中国美学精神的表意空间。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正为其撕裂国族认同、撕裂族群情感的谬论与行径埋下伏笔悲情正是其手中的一张王牌，调动社会情绪，每每成效显著。 　　在今天的台湾文化意识中，无论历史，还是自然，悲情往往都是那隐在纸背的底色。一如创造出云门舞集的林怀民说：台湾的河川都是从山上暴冲下来，哗啦哗啦带了很多东西就进入海了，很短促，很急，没有任何眷恋。台湾还有飓风、地震等天灾，好像是一种大自然的宿命，循环反复不断发生。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可能对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也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台湾人无法自己掌控命运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宝岛某一群人的自我认识。这种悲哀，如果进一步升华为对生命无常的体认，那么陈映真的小说、侯孝贤的电影、林怀民的舞蹈、齐邦媛的传记，乃至吴念真的声线，不分蓝绿，都可以成为美学经典。可是，它一旦沦为一种可以被煽动、被点燃的情绪，甚至被简化为爱不爱台湾，归纳为没有比本土更高的道德这类说辞，就显得不但可笑，而且颇为可悲。因为，它让一群人沉浸于过往，放任情绪冲撞，杯葛现实议题，最终阻碍社会发展。于是，本应只存在于记忆的悲情就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就又与想象中的悲情融为一体，互相巩固。 　　悲情是不是台湾抹不去的底色？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但是，将这层底色一再显豁、暴露、传染的，却是某些图利者。一如《文心雕龙》言为文造情者，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不说陈水扁的弹道与太太吴淑珍的当庭昏倒，不说《海角七号》透露出对日据政权失败的惋叹，不说太阳花运动背后暗含着某种自卑与自傲的混杂，单是近年来的素珠之乱课纲微调与转型正义，都在在可见台湾的悲情是一个可以随时激发的民意暗流。它隐含在某些台湾同胞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一面与台湾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停滞互为表里，另一面则与祖国大陆经济的腾飞形成反差。于是，悲情就不断地被操弄，甚至加重变为仇恨；于是，那些本该抛弃、悲悯或提升的废墟，就成了一种不断被展示、被消费、被异化、被诠释与过度诠释的美学。 　　（二） 　　悲情与作为废墟符号而存在的宝藏岩，实在有可供关联、比拟之处。宝藏岩是一处上百户违章建筑构成的聚落，像飞地一般，存在于都市之中。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穷困的退伍士兵与社会底层在此自力营造房屋，层层叠叠，杂乱无章。李登辉任台北市市长时，决定将这里划为公园预留地，计划拆除房屋；陈水扁任市长时期，几经强拆与暂缓，陷入协商与博弈；直到马英九任市长时，才决定设立古迹保存区。特别是1999年，龙应台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提出贫穷艺术村构想，才使这里蒙上了特殊的文化修辞。不过，虽然2006年宝藏岩就遴选了几位驻村艺术家，但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