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之比较3.docVIP

内容提要 鲁迅和高晓声都成功塑造了中国农民的典型，他们笔下的农民形象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他们在题材的选取上都是以农民为写作对象，创作的目的是改良人生和为人生；而在语言表达、结构、主题的深刻上又有各自的风采。（应该直接把论文标题中的要点连接成一段话写进来。否则很空洞。） 关键词：鲁迅，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比较 目录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三） （四） 内容提要、目录不写页码，论文正文开始，连续排码到致谢。参考文献、致谢各另排一页。 鲁迅、高晓声农村题材创作风格之比较 自鲁迅开创了农村题材的小说后，就涌现出了一批批现代文学史上写农民的佼佼者，其中以高晓声最为突出，业绩显著。高晓声在农民题材以及深入探讨国民性问题上也对鲁迅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此就从他们的创作主题与创作风格进行比较。 一、创作主题独具匠心 鲁迅与高晓声都是通过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揭露农民的病态心理，警醒人们改变思想认识，改变国民思想落后的现状。另外基于农民狭隘、保守、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的思想，鲁迅与高晓声都提出了“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创作主题也都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二人在创作主题上又各有侧重。 （一）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批判 批判国民性是时代的重任，“五四”是一个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振兴民族文化的重任，一方面要批判封建文化的糟粕；另一方面要介绍西方先进文化，开启国人心智。鲁迅曾说过，“他无情的解剖别人，也无情的解剖自己”“无情的解剖自己”是要去掉自己身上的“鬼气”和“毒气”——去掉中国“国民性”中消极影响。[1]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鲁迅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面对落后文化的根深蒂固，鲁迅由农村题材的小说入手研究中国国民性。他用批判的眼光观察农民，从批判的角度理解农民，用揭露的笔调表现农民，把农民身上的“奴性”“劣根”彻底的挖出来。在《故乡》中，鲁迅塑造了一个麻木自卑的中年闰土，他在挑选的许多家用物品时，毫不犹豫地选取祭器，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祖宗或神灵主宰，“仿佛石像一般”，连在童年的小伙伴面前也是战战兢兢，仅有的一点灵性完全被磨灭了。《阿Q正传》里，“精神胜利法”就是阿Q的全部财富，他可以自轻自贱到被别人欺侮，还坚称是“儿子打老子”，完全靠精神胜利法来取得生存的尊严，无知懵懂到临刑前还为没能把圆圈画得漂亮而羞愧；而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却只有惧强凌弱。《药》里两个母亲的儿子被杀、被吃——夏瑜被清廷所杀、血被做成人血馒头出卖治病，小栓被愚昧所杀；华大妈和夏大妈在坟地里相遇，是华夏民族自相吞食的悲剧的一个隐喻，也是国民落后思想的体现。而《祝福》中祥林嫂无知到为死后是否会被分尸而惶惶不可终日......自轻自贱、盲目自大，惧强凌弱，麻木不仁，愚昧无知，这就是鲁迅笔下的农民。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劣根性不仅挖得准而挖得利，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以及暴露旧社会的黑暗现实，探索社会的光明道路，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出路的主题思想。 （二）高晓声侧重对国民性的反思 高晓声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而他的农民题材创作的着眼点也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反思国民性也成了这时期的重任，也是时代的厚望。建国后，农民虽然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头脑仍被固有的种种封建意识、封建观念、封建礼教等所束缚困扰，他们成为带着沉重历史枷锁迈向新社会的一代人。这些人身上既有对执政党的无限信任，又有“跟跟派”的愚钝和盲从；有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有麻木退让妥协以致屈从的奴性。《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忠厚善良、朴实节俭、坚韧耐劳，但是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又蕴含了盲目、愚昧的顺从，具有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屈从的奴性。《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尽管为水一觉就花掉二顶帽子的钱而心疼不已，但一想到有住五元一个晚上的招待所、坐吴书记车这样光荣的经历，心理就满足得飘飘然。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李顺大敢于树立建立三间大瓦房的大理想，而陈奂生则主动追求精神生活。面对新时代，李顺大、陈奂生有了高层次的追求了，他们有了跟命运进行抗争的意识。高晓声笔下的农民是新旧转型期矛盾复杂的新一代农民，他们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使高晓声农村题材反思作品从政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对作家的要求也不同，时代的要求让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不同的定位，所表现的主题也不同，鲁迅与高晓声都找准了自己的切入点，把时代的要求与个人创作紧密结合起来，既传达了时代的最强音，又彰显了自己的主题思想。 二、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