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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国家、市场与中国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 ［ 作者：胡玉坤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点击数：53 时间：2011-5-31 录入：谢宗藩 ］ 一、 问题的提出 1949年以降，乡土中国的政治经济巨变，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妇女的户内外经济活动及其生存境况。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已婚妇女一直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并不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主要依赖其丈夫获得经济与社会地位。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关照，国家农村发展战略尤其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她们的经济命运。晚近数十年，妇女经济参与的内容与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其经济活动的空间也在不断拓展，然而，由于性别和与生俱来的“农业人口”这个准世袭身份，乡村妇女在户内外经济生活中处于双重劣势。当下全球重构之下的农村经济改革，对她们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妇女一方面分享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益处，但另一方面她们却因各种偏见和歧视而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发展的代价。 在乡村妇女经济参与的众多激励和阻碍机制中，国家和市场制度毋庸置疑是两股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当妇女尚未有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迈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之时，接踵而至的诸多社会主义实践便以压倒之势将她们中的多数人裹挟到集体的大田劳动中(Hershatter，2002；Tsai，1996；黄西谊，1991)。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乡村妇女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国家劳动动员和行政干预的影子里。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以前未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走到了前台，而作为主要政治经济演员的国家则从农村逐渐撤退。伴随农村单一化的经济活动愈来愈让位于多种就业渠道与收入来源，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亦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趋势则是很多地区不争的事实。在经历了全球化洗礼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往往越来越趋向于叠加在一起，其各自的作用力度也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流变。国家连同日益渗透在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她们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却又加剧了男女之间及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分化与不平等，从而使某些地区某些妇女群体的边缘化更加彰显了。 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既影响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也关涉妇女地位的提升。经典马克思理论一贯强调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必要性。妇女经济赋权（economic empowerment）迄今仍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促进妇女发展的关键所在（United Naitons，1996）。然而种种证据表明，在时下困扰乡村中国的“三农”危机中，男女劳动与就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已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沉疴。这既不利于粮食保障、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也是推进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新农村建设乃至追求和谐社会不容漠视的因素。在此情势之下，检讨反思解放以来国家与市场对农村就业和农业实践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便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应对全球化挑战无可规避的重大理论与政策议题。 　　 二、文献概述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主义学者就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引入了对农村妇女就业和社会性别劳动分工的研究。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当推1970年面世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这本以学术和政策为取向的著作，出自于丹麦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博斯鲁普 (Boserup)之手。利用来自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大量证据，博斯鲁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性别在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她的力作表明，妇女非但没有受益于发展，与男性相比，发展过程还常常导致了妇女作用和地位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她的著作揭示，当越来越多男性被吸纳到现代农业部门时，妇女却滞留在温饱农业中，而且被排除在获得土地、信贷、培训及技术的机会之外。有的地方的妇女甚至被挤出其传统的生计领域，社会性别发展鸿沟因而显著增大了。博斯鲁普进而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变迁对不同年龄、阶级、族裔的妇女群体的不同影响。几十年来，被广泛征引的这部经典之作，激发了对第三世界农村妇女与经济参与的大量相关研究。 过往数十年，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研究显示，经济增长、阶级分化、社会性别分层以及妇女的边缘化往往互为交织，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图景（Kabeer，1994；鲁宾诺夫，2001）。许多跨文化研究揭示，乡村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对妇女就业的分析有赖于对特定历史与地理情境下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理解。正因为没有权力，妇女缺乏获取和控制生产资源的机会，乃至丧失对自己劳动、收入及迁徙的决策权。像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一样，社会性别关系纷繁复杂，不单反映了两性劳动分工、权利、责任及资源分配的不同，它还体现在社会性别观念和对男女的不同期望之中（Agawal，1994；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