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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联合国的再思考论文 .freelerica)运动的支持者严厉谴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防止支 付联合国会费，并且嘲笑联合国的计划。同样，当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 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称联合国是“对千百万美国人的惩罚”时，他所代表的是 具有极右翼思想但方向错误的人。 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的说法，如今美国公民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是第四个最受尊敬的世界领导人(在他之前依次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美国总统乔 治·W·布什和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美国已支付了其所承认的大部分联合国欠账 。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与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已逐渐汇合。例如，《联合国宪章》明确禁 止联合国干预任何政府的内部事务(除了强制行动)，但1993年在美国敦促下设立的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只是为了推动各国政府做对其自己人民有利的事情才存在。联合国 的创建者从未提到恐怖主义，但如今联合国鼓励各国政府批准反恐约定、冻结恐怖分子 资产以及强化陆地、空中和海上的安全措施。民意测验持续地证明，绝大多数美国公民 认为，美国应该在使用武力前寻求联合国的授权，也应该通过这个世界机构与其他国家 合作。 “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学说是《联合国宪章》不允许的” 难道真是这样?宪章呼吁各国尝试和平地解决争端，并在做不到这一点时把问题提交给 安理会，以采取适当行动。宪章第51条规定，“如果联合国一个成员遭到武装进攻，在 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前，”宪章中没有什么东西“将损害个人 或集体所固有的自卫权利”。 请将这一条与布什总统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样一段话进行比较：“鉴于 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的目标，美国不再能仅仅依赖我们以前所具有的反应性姿态。制止 一个潜在攻击者的无能为力、当今威胁的迫在眉睫以及由我们的敌人所选择的武器可能 造成的潜在伤害的极其重大不允许这种选择。我们不可能听任我们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 这方面的不解之谜与其说是美国政府说些什么，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为何选择把始终是 一种剩余选择的东西提升为一种大肆宣扬的学说，从而引起全球争议。事实上，没有一 位美国总统会允许一个国际条约阻止真正为制止或者先发制人地反击对美国的迫在眉睫 的进攻所必需的行动。认为美国过去仅依赖“反应性姿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冷战 期间，美国两党的历届政府都以自卫的名义发起过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动。1994年，克林 顿政府曾考虑对北朝鲜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1998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向阿富 汗和苏丹发射巡航导弹，以报复对美国驻非洲两个大使馆的恐怖主义爆炸，并努力防止 “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再次发动攻击。 无论是否对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语言，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说都将证明背离了 过去的做法，只要实行这种学说的方式是侵犯性的，无视先例的，不在乎能被用于证明 军事行动合法性的信息。对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实际敌人采取标准的有效行动不能推 翻国际法律秩序。超出这种标准的措施确实会引起令人烦恼的问题：美国是否正在使其 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美国是否默认每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对仅仅是潜在的和可疑 的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美国政府由于入侵伊拉克已接近这条界线，但为这场冲突找到 的许多理由——执行安理会会议(较为有力的法律理由)、自卫(在这个例子中站不住脚) 和解放(更站不住脚)使问题变得模糊了。目前的问题在于布什政府是否打算首先打击北 朝鲜和伊朗的核野心家(如果这么做，根据什么证据)以及它是否会首先用尽其他选择。 迄今为止，布什政府正在走的是外交途径。 “在联合国，政治正确性往往战胜实质性东西” 说得不错。冷战以及非殖民化后联合国成员数量的迅速增加形成了联合国的文官制度 ，这种制度要求根据地理而不是资格分配职位。有一个观点认为，美国有权获得许多职 位，但美国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并且接着让失败的政治家占据这些职位，因而没有提供帮 助。 当我在联合国任职时，我总是开玩笑说，管理这个全球机构就像尝试管理一个有184名 首席执行官的企业——每一个首席执行官都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都希望解决一系列不 同的优先考虑的事情，也都有一个寻求薪金的失业连襟。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这个系统 内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以奖赏成就杰出者和改善招聘工作，但满足从阿富汗到津巴布 韦的成员的压力仍是一个管理噩梦。 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有关联合国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资格的决定往往是在地区和 轮流的基础上作出的，例如，南非和斯威士兰得到同等的重视。根据传统，这种决定是 极其神圣的，导致最近利比亚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的障碍。为防止这种结果，有 人必须愿意打破某种外交禁忌。前总统克林顿这么做了，在1996年阻止秘书长布特罗斯 ·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