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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相关素材 一、素材 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皇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要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清除后党，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因此，获得慈禧宠信。1899年，他升任山东巡抚，勾结德国侵略者残酷镇压义和团。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期间，他参加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他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改“新建陆军”为北洋军，扩编为6镇约六万人，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07年，因皇族猜忌，调他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1909年他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罢免，回河南老家“养病”，但仍操纵北洋军队，是最大的实力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内阁总理，独揽清朝军政大权。他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对革命党人施加军事压力要挟议和，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起大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3年他派人刺杀鼓吹组织“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在取得“善后大借款”后，先发制人，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来，他又以暴力迫使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实行个人独裁。1915年，他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运动的支持，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5年年底，他宣布恢复君主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出兵讨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先后响应。帝国主义考虑另换走狗，对袁不再支持；袁的心腹段祺瑞、冯国璋等也趁机要挟他交出权力，袁众叛亲离，统治迅速瓦解。1916年3月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6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忧惧而死。 尊孔复古逆流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极力推行尊孔复古的反动政策。1914年9月28日，孔子的生日那天，袁世凯头戴天平冠，身穿古装服，率文武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朝圣大丑剧。12月23日冬至节，袁世凯又穿起特制的古怪祭服，率领百官，拥到天坛，举行祭天大典。这是袁世凯的又一次复古表演。帝国主义分子在文化思想上支持袁世凯的复古尊孔政策，也助长袁世凯的复古反动气焰。帝国主义在华的传教士和传教机关不遗余力地鼓吹孔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所组织的“尚贤堂”相当活跃。1912年初，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帝国主义者欣喜若狂，包括“尚贤堂”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基督教组织同日举行所谓“为国祈祷”，随后又纷纷跑到山东曲阜去朝圣。据记载：“欧美传教士游览泰岱，漫步孔林，磨挲断碣，低徊不忍去，登孔子庙堂，雍雍肃肃，未有不鞠躬行敬而去者。”甚至英国派驻威海卫的总督骆赫“且至诚入孔教会。”沙俄伯爵盖沙令也鼓吹中国需要“古道之复兴”，宣扬“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英国的庄士敦则说：“中国之安内攘外，不在武力，而当归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行善良矣。”可见，他们是要用孔教来反对革命，复辟倒退的。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五四时代的“德赛二先生”实际上都包括在这里了。这是“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陈独秀在驳康有为等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说明了三点：第一，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第二，尊孔，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的原则。第三，定“孔教”为国教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而他的最重要的论点又是集中在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两立这一点上，而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痛切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