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docVIP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一本523页的书，平淡无奇地放在书架上。然而翻开它，十年的光阴清晰无比地从书页中穿梭而出，精彩纷繁，真实而可爱。 翻开《十年》，扉页上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有些书是用来消遣的，而有些书是用来思考的。《十年》无疑是后者。读着《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心中仿佛总有一股潜流在暗涌。这是一部鼓舞人心的著作。作者孙玉胜用平静沉着的笔调，内容却充满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激情光辉。书中将大量详实可信的事实及的深入浅出的新闻理论嵌入中国电视新闻10年发展变革，而穿越这些故事，作者表达了“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心对十年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让我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精神上都汲取颇丰。 电视人著书立说的不少，有写个人传记或随笔的，（如陈鲁豫的《心相约》），也有写栏目或者电视台的发展历程的，（如梁建增的《〈焦点访谈〉红皮书》），但从来没有哪一本像《十年》这样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我认为，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孙先生对于十余年的电视人生涯的细致感受、对于电视的深刻思考以及作者对于电视的理论认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部理论与实践、反思与展望结合的佳作。 语态，这个词对于电视来说不仅仅“说”的东西，它至少还包括画面的叙事结构，是一个整体的表现样态。改变电视的语态，这在中国媒体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东方时空》开始，中国电视有了实质上的从“播”到“说”的转变；从《焦点访谈》开始，电视形式的深度报道和媒体监督启动了一道危险又充满力量的门……不过《十年》的一半章节并不是纯粹沿着节目的线索在走，而是孙玉胜本人对于电视和对这种媒体的规律的一些认识。他将电视定位为家用媒体、技术媒体、主持人媒体和制片人媒体，而对于电视本身在过程中体现悬念的规律，以及近看和远看的一些区别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于付费电视和频道专业化问题，他在其试点的几年前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评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争论上，他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电视的新闻性，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落的底线；而线人这个和媒体有特殊关系的群体在孙玉胜的眼里已渐渐远去了；对于电视的未来，也许通过直播才可以看得到。通过作者讲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我们能够从故事与故事关联中发现前因后果，并寻找到在背后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一路走来的电视理念，这充分体现了《十年》的独特性。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背后一个重要的信念：理想主义。白岩松也曾在文章里说过：“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打开《十年》，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对于这，孙玉胜先生的后辈曾概括了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个是媒体人的道德良心、民族责任和启蒙热情，一个是以抒情怀、创新冲动和精品意识。前者是人品，后者是作品。它们互相结合，就能创造出一种令电视人十分向往的精神氛围。靠着这种理想主义，就有了热情和勇气，不断优化内部机制，提升作品质量。 书中提到的“把关人”概念，我十分感兴趣。孙玉胜先生说，主持人需要有“主持人主权”，赋予主持人主权的同时还要求主持人具有“把关人”意识，负起社会和政治责任，我十分赞同。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必须服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因为在直播节目中，一旦把谈话的权力交给了主持人，演播室谈话内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决定了。现场的把关者再多，也只能从大处把握节目的走向和谈话内容的详略，根本无法控制每一段话的具体表达方式。因此主持人表达能力的提高不仅需要知识、经验和写作基础，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新闻素质和政治素质。 《传播学引论》中提到，“把关人”是传播学上的一个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卢因。把关是指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卢因说：“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有把关人。其中包括记者，……包括编辑，…………包括图书管理员，……甚至可以包括餐桌旁的丈夫，……”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把关是传播偶活动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每个人在信息的大循环中都在有意无意地充当把关人的角色。 这里我产生了疑惑。孙玉胜先生说“深度来源与事实”，阿诺德.汤因比也曾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精神的表达要置于真实的表达之上。”而根据以上理论和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最后传播给受众的信息之前已经经过了新闻采集阶段和新闻加工阶段的层层传播，路经许多人之手，而在这过程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把关人，他自己在把信息传播给下一个人之前就经过了个人有意或无意的筛选。而人不同于机器，他有感情、有思维，因而他不可能保持纯客观，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影子投射其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各自的观点上，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孙玉胜先生所说的“主持人主权”表明主持人是一个重要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