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docVIP

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 人才之重要，古人都把它看作是“为政”的关键。“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唐太宗认为用人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 明太祖朱元璋形象地把“治天下”比作“构大厦”，构大厦靠的是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治天下靠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国的精英。“政治之道，首重人才。”清康熙把重用人才摆在治理国家的首要位置。对于如何用人，古人认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识人知人，勤于教养。古人认为，用人的前提是识人知人，而识人知人很难，因为人常有假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其《将苑·知人性》中指出：“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那么，怎样才能识别真伪，正确识人呢？唐代魏征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是让人在地位、处境的不断变化中，观察他们的举止、修养、爱好、言谈、品行和追求，从而认识人的本质与德行，达到识人知人的最终目的。三国东吴孙权是识人知人的高手，他“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识潘濬于系虏”，深为臣下所折服。 人才一旦选定，就要精心地教育、培养和训练，勤于教养，百年树人，这是人才开发的关键。《管子·权修》中有一句名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任何人才都不是天生的，都要经历一个十分艰难的精心开发过程。如东吴的吕蒙，粗疏而又身微，小时候没有读过书。掌管重任后，孙权就力劝他学文读书，后来果然智慧大增，成长为一员儒将。汉代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指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意为对人应教之学问，养以礼法，取以贤能，任以专职，任何一个环节上如果不精心而偏离了方向，都足以损毁一个有用之才。 二、德才兼备，选贤任能。在用人问题上，是以德为先，还是以才为先；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历来是个热点问题。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自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即在其位，谋其政，必须修其德，养其才。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云：“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这是说若一个人的品德与职务不相称，或其才能与所任的职务不适应，只能殃其自身，甚至祸国殃民，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清代的康熙帝认为：“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主张“必才德兼优为准”。什么是“德”？他也提出了一个标准——“以公胜私”；唐太宗也有类似的主张：“须灭私徇公，坚走直道。”虽然他们说的“公”指的都是朝廷的利益，但实际上也是说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 对于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他把人分成了四类：圣人、愚人、君子与小人，并用历史的教训告诫人们：自古以来，大到国家的乱臣贼子，小到家庭里的败家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 三、扬长避短，用人所长。知人之后如何任用？正确的用人原则就是用其所长。俗话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无终废，人皆有才”。古人对于如何用人所长同样有许多精僻的论述。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孔子论其弟子，总以其一长，断其有为。东方朔也有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者无徒。”唐代的陆贽则说：“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开创辉煌盛世基业的唐太宗，在《帝范·审官》中更是精僻地指出：“明主之任人，如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人有其长，也必有其短，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难觅，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正如有高山也必有低谷一样，“峰谷并存”是人才的普遍规律。因此，在用人问题上最忌求全责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委任》中指出：“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而非求其全”。提倡因材施用，用人所长。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专门为用人所长云：“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好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求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 韩愈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汉高祖刘邦让擅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出谋划策；让深通带兵和指挥艺术的韩信统帅大军，以期收到战必胜、攻必克的奇效；让萧何在战时筹集军粮，保障军粮供应，建立汉朝后又让他任相国，制订法度，安抚百姓，让国家早日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 四、任人之道，要在不疑。用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用人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