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互联网下的中国纪录片发展.docVIP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互联网下的中国纪录片发展 　　2009 年 8 月，以搜狐网率先开辟全国首家专业的网络纪录片频道为标志，中国纪录片开启了跨媒体式发展。除了各视频网站陆续开设专业的网络纪录片频道之外，网络社区、社交网站、众筹网站在对纪录片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直接介入中国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时至今日，中国纪录片的跨媒体式发展进行得如火如荼，“网络化生存”现象更加眼花缭乱。 　　长期以来中国纪录片形成了以体制内电视台为中心的传统产制格局。然而自 90 年代后期以来，在日趋市场化、娱乐化的媒体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一度维艰，存在着播映渠道被挤压、缺乏市场动力等问题。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在中国媒介格局中发挥越来越大社会影响的时候，是否会开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新阶段？从媒介形式上看，互联网与传统电视媒体相比具有海量存储、互动性强、自主选择等优势，于是为许多学者、从业者所看好，被视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一股春风和解决发展困境的机遇。 　　如何去看待互联网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如果单从互联网的技术潜力出发，而忽略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语境，乃至“国家—媒介—市场—社会”的多重维度，就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桎梏。于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作为一种新技术的互联网，在此视角下反思互联网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就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和立场。 　　一、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 　　纵然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技术的普及和发挥效力，是近二十年才出现的，但是对于技术的讨论——技术的性质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是由来已久。在“如何看待技术发展”这一问题上，有一个影响颇广的流派就是技术决定论。其基本观点是，技术是一个独立因素或者一种自主力量，技术进步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固定的、从不先进到更为先进的路线。而批评者诟病技术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忽视具体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经济背景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 　　如果不能说是完全被否认，技术决定论至少沉寂了一段时间。而近些年来，“新媒体”的到来似乎又将冬眠的技术决定论再次唤醒。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理论，宣称新的传播技术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必将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这从中国 90 年代的畅销书中就可见一斑，例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等，为我们勾画出新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奇迹。 　　类似的症状还表现在人们对互联网充满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之上，认为互联网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传播技术，其影响是过去任何媒介无法比拟的。同时人们对于互联网有了更多其承担公共领域功能的期待 ：互联网技术使得在哈贝马斯那里已经衰落的公共领域在当代社会重新复活——因为互联网有着传统三大大众传媒所缺乏的互动性、海量以及匿名交流，互联网有可能成为理想的、开放的、公平的、自由的公共论坛，成为民主交流的社会平台，公共领域的曙光重新显现。 　　由于互联网的互动能带来真正的对话和协商，而海量信息的咨询和教育功能能够带来“理性、文明的公众”，因此它可以最终“使公共领域获得新生或将其进一步扩展”。类似观点不在少数，并有强大的影响力。 　　面对新时期的技术决定论，许多学者重新披枪上阵，以锋利的笔调撕开了互联网的神话。 　　首先就是对作为一种新传播技术的互联网的祛魅。与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的“新”在何处？如戴维·莫利所强调的，今天我们总是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数字时代的“新”，归根结底，这个“新”与 19 世纪 40 年代电报技术发明指出的“新”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他希望互联网新媒体研究应该超越新、旧媒体的二元对立，并需要质疑新技术能为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哪些重大改变。莫斯可在《数字化崇高》中他勾勒了一幅 90 年代互联网泡沫的技术、文化和政治图景，通过对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史的考察，莫斯可认为赛博空间的兴起不过是又一次这样的尝试而已，而并不是人们所迷恋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的神话，成功破除了“对电脑、互联网和赛博空间的‘迷思’”。 　　丹·席勒通过追溯互联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看到了“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广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脑网络空间远未将我们带入一个高科技伊甸园，相反，市场体系正在借助其中为人熟知的作用迅速将其征服。无处不在的计算机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范围。实施上，因特网恰恰是由一个跨国程度日渐提高的市场体制中的核心生产与控制工具组成的。” 　　丹·席勒以冷静的笔触，展示了网络的发展并未改变现存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消除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长期弊端一一不平等及以强凌弱，相反地，数字资本主义恰恰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