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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铁路交涉中基层地方官 　　〔摘要〕1899-1900年，山东高密因修筑胶济铁路发生持续不断针对德资胶济铁路公司的民众暴动。因处置不力，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高密县县令几易其人。权力有限的县令在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中，角色尴尬，虽居于交涉前端，面对外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时难以满足当地绅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以传统治事方式化解民官之间的矛盾。当清政府高层既要屈从于列强的强权，又要追究地方骚乱的责任时，县令自然就不能安于其位。县令在对外交涉中角色定位模糊当是清季处理铁路交涉问题时政府权力运作最为底层的一面 〔关键词〕胶济铁路；高密；县令 〔中图分类号〕K25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3-0134-11 1899年6月至1906年4月间，山东高密民众因胶济铁路的修筑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抵制运动，由小规模的冲突发展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随着事态不断升级，清政府的态度由劝导到镇压，德军也两度进驻高密县城。①在近代铁路修筑过程中，类似的冲突并不乏见，但没有象高密路案这样历时长久，且造成对地方社会的巨大冲击。在这场风波之中，县令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依清代政治制，州县官本无外交权责，但在晚清中外交涉频繁之际，一些州县官会被迫独自处理涉外事务。因其权限所制，往往不仅要直接面对列强的施压，同时会受到当地绅民、上司的指责，处境尴尬、艰难。高密的案例既同其他卷入涉外事务的州县有相似之处，又因德国人可以直接施加军事压力以及其时义和团运动兴起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治事之官”的高密县令，不仅经常要直接承担对德交涉与平息动乱的主要角色，而且会因交涉不力、局面失控等原因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1899年春至1900年夏之间，高密两任县令葛之覃和季桂芬先后受到不同的惩处。葛之覃被撤省，继任者季桂芬一度记过，后被消除，最终被摘顶察看，高密县令由吴葆和继任。县令角色的尴尬还在于，在此次近两年的铁路风潮中，县令以上的官员极少受到惩戒，即便有，也很快撤销。高密县令频繁易人，或许能折射出清末官场上某些潜规则 高密路案既具备近代中国铁路修筑过程中铁路部门与地方官民矛盾的共性，也有因处理不当而造成所谓“恶性循环”的民众暴乱的特性。其共性在于铁路修筑中征地、拆迁等会损及当地民众既有利益，常常引发不同程度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形式上仍是地方官管辖范围内的地方性事务，矛盾的双方是民事主体，但是，因铁路公司的外国背景，这种纠纷又与外交交涉难分彼此。因而，我们探讨高密路案中县令角色问题，实际上有两个目标性指向，一是在中外交涉中，县令的职责何在；二是县令如何代表官府处理民众因修筑?F路而提出的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诉求。由此我们可以对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程度作出判断。探析县令在高密路案中的角色，其目标不在于评析县令本人的治理能力问题，而在于揭示面对修筑铁路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时，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899年6月18日，高密县知县葛之覃接到禀报，称大吕庄庄民与铁路公司小工发生斗殴，村民已经拔去铁路公司的多根路桩，并包围了公司人员暂驻的客店。因此前其他县令未能及时处理此类案件而受到撤职处分①，所以葛之覃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处理的事务，“单骑进庄，切实开导”。围聚的民众散去后，葛之覃随即将公司人员护送到县城，并为被殴小工延医调治。〔1〕德军上尉毛威也报告称“高密知县后来出现在他身边，并告诉他说自己曾经试图劝说村民放弃抵抗”。〔2〕 按惯例，对于这类民间纠纷，作为县令有权直接进行处理。葛之覃在向上级汇报时，称事件的起因是双方在购物时发生纠纷。他不愿将这次纠纷与铁路问题牵扯在一起，试图将这一事件限定为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以期大事化小，迅速平息冲突。但是，他的这种判断显然与当时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这次纠纷是民众积蓄已久的愤怒情绪暴发的导火索。1899年4月，德国开始勘路植标，强迫沿线人民迁坟、拆屋，而“迁坟移舍，尤为乡民所不乐为”，高密姚哥庄乡民“因筑路迁坟与路员时有龃龉”。〔3〕高密在百里环界以内，德国方面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希望借助武力确保筑路的顺利进行。事发之初，德方即明确要求严惩殴工闹事者。胶济铁路总工程师锡乐巴从胶州赶到高密，与葛之覃会谈，工程也暂行停工。为表处理之诚意，葛之覃当即派人传讯大吕庄庄长及闹事人等。但他们不仅“躲匿不到案”无法传讯，并且大吕庄及邻近各庄已经在暗中聚众、布置防卫，以防备德国人报复。这使得葛之覃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左右为难，莫名焦急” 。〔4〕 6月21日，胶州知州张承燮突然接到青岛来电，胶澳总督叶世克告知德方要派兵赴高密保护铁路。张承燮立即电禀巡抚毓贤和登莱青道李希杰，并电复叶世克劝其止兵。但他们发现德方态度坚决，“彼兵已发，不能中止”，只是德方强调出兵只是“专为保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