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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 　　〔摘要〕 以混合方法讨论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抗争动员的影响可知，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这与西方社会以组织、网络和空间等因素多元组合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 〔关键词〕 人际网络，抗争动员，动员结构，临时性关系网络，熟人关系网络，群体性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2-0035-07 在当下中国，以群体性事件为中心的民众抗争行动是如何发生的，其动员有何特点？这对理解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和抗争政治的发生及其性质十分必要。在威权体制的压力下，民众在群体维权抗争中的动员结构应自有其特点。所谓“动员结构”，按麦克亚当、麦卡锡和扎尔德的定义，即促成集体行动参与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那么，在威权体制下的我国，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群体抗争动员的结构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应用混合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人际关系类型对于抗争动员的影响，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在简要述评学术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深度比较11起群体性事件案例，以质化研究建构本文的核心假设；然后，再通过1189个群体性事件数据库的统计分析，检验研究假设 一、文献述评 “动员”已成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尤其是“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概念。所谓“动员”，按梯利的说法，即“一个群体寻求对行动所需要的资源进行集体控制的过程” 〔1 〕7。西方社会运动诸主流理论有关动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以动员机制研究为例，其宏观面向主要着重于动员结构，包括组织构建、资源获取、政治机会的把握等，强调组织和资源的重要性。微观层面则关注个人层次与社会文化层次如何连接的互动机制，聚焦于动员行动，即在民众中散布促进动员进程的言语和行为 〔2 〕85 在?χ泄?革命、起义和暴乱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动员”也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如杨庆?业难芯勘砻鳎?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叛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以神灵的、天意的名义来动员政治反抗的活动，即以神之名对抗暴政，宣告滥用权力不行仁政者已不再拥有“天命”的支持 〔3 〕221。孔飞力的研究则发现，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明显地与定居的形式不一样，它是农村社会中一种地方间的协调活动形式，即“流动商贩”形式，是与“等级巢穴组织”的行政-商业体系中的生态现象并存的一种补充的生态现象①。裴宜理对淮北地区农村动乱的研究发现，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 〔4 〕 （中文本序言）1。即便是在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中，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合作，才可能有大动作 〔5 〕340-343。在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罗威廉（William T. Rowe）、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马克斯（Robert B. Marks）及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等一批学者的相关作品②中，动员机制、动员结构和动员过程均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总之，诸多研究均表明，直至1949年，中国民众的抗争行为仍然深受家庭、宗族和本乡本土等地方性联系的束缚 〔6 〕13 在有关当代中国民众抗争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沿袭已有的“动员”研究路径和传统，深度解剖抗争动员的结构。不过，境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体制环境尤其是社会组织与抗争行为双重“合法性困境”的环境下，民众的抗争动员究竟呈现怎样的同与异？如赵鼎新认为，空间环境与人际网络如校园空间，就曾成为学生抗争动员的温床③。Teresa Wright的研究也显示，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机会刺激了参与运动学生之间的恐惧和不信任，从而降低了组织效率，导致学生群体派系化，并使人们担心跨阶层动员带来的后果，进而形成“窄化的动员”格局 〔7 〕54-70。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机会的扩大为中国民众抗争动员提供了便利条件，包括信访在内的诸多制度的两面性也为民众抗争的动员提供了依据，但相对于由内而外的横向动员，由下而上的动员难度要大得多 〔8 〕26-53。在国企改制的工人抗议中，有学者认为，其动员具有很大的自发性，抗议活动是生存危机在工人心目中所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的自发性宣泄 〔9 〕239。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下岗工人而言，最重要的动员机制就是组织者 〔10 〕；劳工组织在受到限制、难以组织大规模公开行动的情况下，仍会有组织地开展社会抗争活动，即引导个人进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