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路》中的心路.docVIP

《村路》中的心路 　　《村路》注定是一篇有争议的中篇小说。 　　在绝大多数小说家都在探索如何讲出一个好故事或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的时候，杨恩智创作《村路》无疑是一种减熵运动。《村路》的故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公务员李德义想为家乡普家河村做点实事，并争取到了修建乡路的项目，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却遇上了八旬老人李仕举的阻挠――李仕举拒绝占用他的耕地，寸土不让。如果小说结尾是经过一番努力，李仕举老人做出了让步，倒也符合当下多数读者的审美乐趣，可作者却偏让它变得不像小说，李仕举坚决不让，从而导致村路“那个弯拐在那儿，太难看了”，还影响了通行。最后，即便是这样的路，竟然还偷工减料，成了豆腐渣工程。 　　这样一个不注重故事情节，不像小说的小说，却成功地刻划了与这条乡路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人生百态。就像《清明上河图》，你无法看出画中人经历着怎样的矛盾冲突，但他们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你眼前。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是一个场景，《村路》则是通过人物的独白来揭示他们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面。矛盾冲突不是没有，而是作者有意回避了那些斗争的场景。如果说通过情节正面展现矛盾冲突的作品是在打少林拳的话，那么，《村路》打的则是太极拳。 　　不知道作者杨恩智跟昭通前辈作家是否有师徒关系，但单从小说的形式上不难看出，《村路》无疑借鉴了夏天敏小说《银簪花》的技法，每一个二级标题都是一个人名。难能可贵的是，杨恩智做出了改变。《银簪花》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者隐藏在文本的后面，而《村路》则全部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者直接跳入文本；《银簪花》跟大多数小说一样重视情节，《村路》通篇都是人物自己的讲述，而且没有具体的听众；《银簪花》的叙事时间较长，《村路》则基本是同一时间内不同人物的特写。如果说《银簪花》是一部镜头切换较快的纪录片的话，《村路》则是纪录片中的采访片段。作者苦心旨意，将这些片段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篇与众不同的小说，给人以陌生化的感受。 　　陌生化当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但凡有追求的小说家，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作品跟别人的出自于同一个模具。为此，难免有些作者为陌生化而陌生化，作品也就成了技巧的堆砌。所幸的是，《村路》的陌生化是事出有因的，形式上的陌生化是为其内容服务的。所有的讲述都采用第一人称，那是因为只有第一人称下的心理描写才是最可靠的，也更细腻；不同人物的反复出现，是因为故事时间在往前推移。 　　不管形式上如何陌生化，所有的小说在其灵魂深处则都是共同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钱谷融先生就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小说不管怎么写，其故事再精彩绝伦，最后反映的都应该是人，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村路》轻视情节，却更重视人物。所有人物都围绕着修建村路而出场。 　　首先出场的是八旬老人李仕举，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刁钻古怪的糟老头儿。人人都知道“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可他却死活不肯让出自家的那一小条自留地。“让啥让？不让！宽不宽，好看不好看，关我?率拢俊薄氨鹚狄怀呃纯恚?就是一分、一寸，我都不会让的。”通过他的讲述，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小方、周兴强等人的无奈。然而，李仕举为什么不肯让出一尺宽的地？在这一部分，作者做了保留，留下悬念的同时，也为小说的继续推进留出了地盘。 　　李小方是第二个讲述者，尽管在整个小说中，他是一个平面人物，不像李仕举那么立体，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在小说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李小方的讲述，使得小说的脉络变得清晰，其功能具体如下： 　　一、理清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李小方是李德义的堂弟，李仕举是他们的二爷爷。 　　二、使得矛盾冲突更为集中。修建村路本来是公事，却演变成了李姓家族的家事。李姓是村里的第一大姓。在家族势力决定社会地位的普家河村，解决李仕举的问题就变得既简单又复杂了。 　　三、李小方的恋爱经历折射出绝大多数村民对水泥路的渴望，间接地将李仕举的蛮横行为架在火上烤。李小方对李仕举的声讨，代表的是全体村民的心声。 　　包工头周兴强的讲述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一方面，他惊叹于普家河村民们的热情，他们为他和所有的工人们免费提供了他们平时舍不得吃的上好饭菜；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诧异，为什么这群善良的村民中，会有李仕举这样的不近人情、倚老卖老的“刁民”。他关心村路施工的每一步进展，停工对他来说意味着损失。因此，才有了后面的偷工减料。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物自己的讲述是扁平的，却通过别人的讲述变得丰满。 　　孙世芬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但是要不要让她来讲述则是见仁见智的。她的存在，无非是要说明，即便李仕举不肯让步，村路也是可以修的，只是增加了一个弯道，给通行带来了不便，同时也不够美观。同样，删除这一部分，小说依然是能够阅读的，只是少了些韵味。孙世芬的讲述，代表的是李氏家族一代人的声音。我们大可不必歌颂她的大公无私――修村路不占用李仕举的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