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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智者们 　　提起法兰克福，在当代思想文化界，在学术界，人们首先会想到“法兰克福学派”。它的名气，盖过了它挂靠的团体――法兰克福大学；毕竟法兰克福大学只不过是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所，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独一无二。它为人类所增添的精神财富也是独特的，是没有其他学派可替代的。 　　它创建于一战结束后，当时的德国，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思想混乱。有一个做谷物进出口生意的百万富翁海尔曼?韦尔，拗不过自己宠爱的独子弗里克斯?韦尔的要求，出了一大笔钱，在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初期的工作是研究工人运动史，请来奥地利的一个律师格律恩堡担任第一任所长，格律恩堡曾被称为“奥地利社会主义之父”。这个研究所，后来被称为“法兰克福研究所，”其成员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资本家所支撑的研究所，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思想与学术上的成就，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毫无妥协的，总体性的，深刻的批判。弗里克斯?韦尔在父亲去世后，继续支持法兰克福研究所。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事业如日中天，成为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旗，其主要成员均是20世纪卓越的思想家、学者。不过，在这个行列中，却没有韦尔的名字。他是自愿如此，甚至当德国教育部按照惯例，认为研究所可以以他的或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他也坚决地拒绝了。他与他的父亲作为较为成功的企业家，对人类的经济，不一定有多大贡献，但是对人类的文化事业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如约翰?哈佛等人；只不过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法兰克福学派能始终坚守自己的思想立场，即使上世纪30年代受法西斯迫害，“大逃亡”到法国、英国、美国，而仍然能屹立不倒，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它稳固的基础。要知道，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才30岁出头，无什么大名气，大多数没有稳固收入。例如，本雅明申请大学教师岗位，因为教授们看不懂他的求职论文而不得。他虽然是富家子弟，就如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因为“叛逆“，又得不到父母的经济支持，只能拼命写稿，也不过聊以糊口。正因为有了稳定的资助，他们才能独立地进行艰苦的学术研究与思想拓荒，保持“流亡者”的立场。而且，这种“流亡”还意味着独立于任何现存体制，他们虽然“挂靠”了一些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等；其实这都是一些松散的联系，因为在思想与财政上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弗里克斯?韦尔只是给money，从不干涉研究所的运作和研究，甚至连董事也不担任。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群流亡者，不仅只是在地理空间上的“流亡”，更重要的是在各个学科之间，在各种思潮之间，在各个政党之间，自由地穿越，在“流亡”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当然，他们的学术谱系还是大致清楚的。他们都宣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推崇的是以《188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为核心思想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直接前辈则是被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排斥的卢卡奇，柯尔施以及葛兰西的思想。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既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列宁、斯大林等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指斥为“资产阶级思想”，也被卢卡奇等人所批评。他们在“流亡”思考中，实质上仍然坚持了两点：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被简言之为“批判理论”。其次，他们认同卢、柯、葛的核心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革命。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他们则仅仅努力于批判的武器，而放弃了武器的批判。 　　他们在各个学科之间“流亡”――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因而，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很难归入哪一个学科。而且，革命的激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的义愤，在这批富家子弟的胸中从未熄灭。他们都是些“叛逆者”，甚至在金钱上，也没有得到父辈的帮助，所以韦尔才显得“另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视野开阔，绝不受已经僵化了的学科“版图”的约束；他们的理论话语既深刻严谨、又具有内在的激情，就如古希腊的智者们，睿智而又富有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指他们，但是，无疑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法兰克福学派，就没有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潮之一的“西马”。甚至在学术圈外，一提及“西马”，就仅仅想及法兰克福学派。正因为有他们，在当代世界，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研究马克思主义。西方的一流大学，大多数设有“马克思主义讲座”，而且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处处都可以看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作为一个“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