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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私营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与地位 摘要：两汉时期，雇佣工匠普遍存在于大中型的私营手工业中，他们属于有技艺的工匠，与雇主之间没有任何的人身依附关系，以技艺来获取一定的报酬，且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非私属徒、奴婢所能比拟。私营手工场中的奴婢，其来源于私属徒、买卖奴隶、家内奴隶、僮仆等，为私营手工场中身份最为低下的生产者，境遇比较悲惨；小作坊手工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使用的劳动者多是家庭成员，或者雇佣一二名工匠进行生产。尽管个体手工业者是身份自由的国家的编户齐民，但同样在当时抑末政策压制下的社会环境中，必须接受封建国家的“市籍”管理，向封建国家交纳重税，其实际地位要低于农民，故而其小作坊的发展也是比较艰难的。 关键词：私营手工业生产者；雇佣工匠；奴婢；个体手工业者 两汉的手工业生产分为官营、私营与农民家庭副业三种形式。除了官营手工业生产外，私营手工业生产也占着很大的比重。私营手工业有大小之分，在大型的手工业作坊中，工矿业主役使着数千的生产者，中型者尚拥有数十人不等的生产者，小型的也雇佣或役使着一二人从事生产。大中型的私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主要由雇佣工匠和奴婢组成，小型的多由个体独立手工业者来承担。官府手工场生产的产品主要供皇室贵族和封建政府使用，很少进入市场参与进行商品交换。而私营手工场直接进行商品生产，所生产出的大量的精美手工业品则主要投之于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进程。毋庸置疑，正是这些在手工场中日夜劳作的、且技艺高超的人数众多的工匠们，不仅生产了当时人们所需的各类手工业产品，较之以前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需求，而且为两汉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贡献了力量。在研究秦汉社会性质以及社会生产关系方面，学者们历来重视对官府和私营手工业生产者身份和地位的考察，那么，两汉时期私营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和地位如何呢?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私营手工业场中雇佣工匠的身份与地位 雇佣工匠普遍存在于大中型的私营手工业中，他们属于有技术的工匠，以技术来获取一定的报酬，与雇佣主之间没有任何的人身依附关系。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盐冶私营手工场中，更有相当数量的受雇佣的工匠。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锥髻之民”；同样，蜀卓氏也“民工于市”。其中的“贾锥髻之民”就表明了从市场雇民工及工匠的事实。而“民工于市”，其意更是明白不过。虽然其他如宛孔氏、曹邴氏等无明文记载是否雇佣工匠，但当与程郑氏、蜀卓氏一样有雇佣工匠则不成问题。文献中明确记载受雇佣者不乏其人，如《后汉书·夏馥传》谓： (馥亡命)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 夏馥因其逃亡，而受冶家雇佣，自当为有报酬的工人，绝非私属徒或奴婢。《盐铁论·错币》：“山东奸滑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其中的“邓氏”即邓通，邓通的铸钱手工场中就不乏有被雇佣的专业技术的工匠。即便说“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但从文中的“大抵”二字，我们似可发现豪强所经营的大型冶铁、煮盐、铸币等手工场中除了流亡而归属私营手工业主的私属徒、私奴婢外，也不乏有技术的工匠和被雇佣的民工的客观事实。同样，在其他手工业中，也同样存在着受雇佣的工匠。《后汉书·申屠蟠传》记申屠蟠“家贫，庸为漆工”。《西京杂记》所记陈宝光妻因善织散花绫，而被“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估计像霍显这样的大官僚家中可能有小纺织作坊，故召陈宝光妻前往替其织绫。在崔定的《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大田庄中，“二月之朔??命女工趣织布，典馈酿春酒”；“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六月??命女工织缣练”。文中将“蚕妾”与“女工”对举，蚕妾为奴婢，则女工为被雇佣者，至少当是田庄中以纺织技术获取报酬的专业女工。不仅如此，在酿酒业、副食加工业、制陶业、木工业等方面，也都广泛存在着被雇佣的工匠。据两汉书记载的如杜根、栾布、李固等人就曾被佣为酒保。在私营作坊中，受雇佣的工匠有其一定的报酬。《太平经》卷一一四载：“时以行客，赁作富家一岁，衣出其中，余可少视，积十余岁，可谓自用。”又崔宜《政论》谓：“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钱)。”由此可知当时一般雇工的报酬一月当在千钱左右。但这一般为杂工或无技术的工人的报酬，如若是有专业技术的工匠，其报酬还要高些。据史籍，受雇于官府手工场中的工匠，由于其专业技术较高，故报酬当会高于“卒践更”的工钱。在私营手工场中，其所获报酬的数额当相差不大，抑或在私营手工场中的专业技术工匠的报酬要高于官府手工场中的专业技术工匠。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证实。但不管如何，被雇佣的工匠，其身份不但自由，而且可以获得报酬，且在社会中也有一定的地位，非私属徒、奴婢所能比拟。 二、私营手工业场中奴婢的身份与地位 私营手工场中的奴婢，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