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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乡土社会 　　□当中国农民大量地存在闲暇的时候，他们离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远，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本色正在发生变化。当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和土地打交道，当生存的压力慢慢让位于生活的烦恼，当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越来越不重要，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衣食住行在全方位地发生改变。中国农民正在走向一个与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活图景。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 　　阎云翔著，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涧村的圈子：一个客家村庄的模式 　　吕德文，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一、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对东北的一个村庄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私人生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东北的经验甚至表明，这种变革导致了代际关系的移位以及“无公德的个人”的情况的出现。总体上说来，这种变革相当剧烈，同时产生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趋势上看，东北的一个村庄的经验无疑具有普遍性，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及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但是，需要区别的是，这种变革的逻辑却并不一定如阎云翔的解释一样，是个人自主权利不断彰显的结果，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变革的逻辑实际上与村落社会的传统和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从涧村的经验来看，作为家庭生活一部分的夫妻关系越来越被作为私人生活一部分的夫妻关系所代替。阎云翔在东北的村庄研究中所批评的关于中国农村家庭研究的“合作社模式”，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符合中国农村家庭的现实的。中国农村家庭中的私人生活领域一度从属于家庭生活领域，典型地表现在夫妻关系维系从属于家庭的维系，以及祖荫下的传宗接代功能的实现。 　　涧村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变革显然要比东北的村庄来得迟一些，并且，表现也很不一样。涧村私人生活变革的集中爆发是在2000年以后，这尤其体现在妇女自杀、婚外性关系、离婚等现象当中。如此众多的复杂表现，用个人自主权利的增长来解释显得过于简单，且不一定符合逻辑。从我亲自调查以及我所能接触到的实证经验来看，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估计是南方农村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我没看到东北农村的经验有这方面的明显表现。在宗族村落社会中，相对男子而言，无论是在社区权力结构中还是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妇女都处于明显的弱势，换言之，妇女往往是村落社会急剧变迁和家庭内部矛盾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在家庭内部冲突中，年轻妇女更加处于弱势。如果按照这个解释逻辑的话，涧村2000年以后的比例不小的年轻妇女的自杀，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村落社会的逻辑。但接踵而来的众多的婚外性关系的存在，以及众多的离婚现象的出现，则表明这个逻辑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有可能，婚外性关系及离婚是代替自杀处理夫妻关系破裂的新的主导方式。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这些私人生活领域的急剧变化，并没有同时带来代际关系的破裂，换言之，并没有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的结果。并且，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涧村人慢慢适应了私人生活的变革，在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关系。 　　 　　二、公共生活的图景 　　 　　私人生活的变革往往伴随着公共生活的变迁。 　　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公共生活的变化是相当令人诧异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村落社会的公共空间急剧增加，人们之间交往的频度和密度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急剧增加的公共生活，并不同时带来社区生活的有序以及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增加。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许多并不令人情愿的公共生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异化现象。 　　如果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关键的可能不在于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于说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业技术的改进，不仅仅在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上具有意义，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为农民创造了大量的闲暇时间。 　　而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会有闲暇时间，其前提在于生产已经有了剩余，换言之，多数情况下，闲暇是剩钱和剩余时间的结合，如此，两者结合的状态就会变得相当有趣。 　　大部分地方的闲暇是和传统的交往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体现了人际交往的变革，这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人情的异化上。人情异化的实质在于其表达人情的意义越来越薄弱，而人际关系的理性计算以及面子竞争不断凸显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闲暇中的剩钱和剩余时间只是给人际交往提供了彰显其变化的条件，主导其变化的是深层的村落生活逻辑发生了改变。简言之，当村落社会越来越失去其作为共同体的意义，家庭及个人的私不断扩张出来时，人际交往就不能不出现异化的状况。 　　与人情的异化共同出现的必然是私人生活的变革和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张。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不是村落共同体的表现，